“剩宴”是何方神“剩”?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食文化”特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可是孔夫子的规训。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辛苦了一年，在春节团聚之时大快朵颐享受几天口福，本在情理之中。

    但是，中国人素来也有勤俭持家的好习惯，如果有人在家吃一半、扔一半地糟蹋年夜饭，肯定要被斥为“败家子儿”。然而，如果是公款消费、集团消费，恐怕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几乎没有动过的螃蟹、整只鸡、整条鱼，还有一盘盘蛋炒饭，这是记者在青岛见到的普通一席‘剩宴’，而各处饭店餐馆每天产生的成千上万桶餐厨垃圾里，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些好端端的食物。”媒体所描写的这一场景，也许国人已经熟视无睹，但国外的媒体对此却大惑不解：“到底是客人走了，剩下一桌桌菜？还是服务员有毛病，客人未到就把菜上齐了？”

    我国是农产品进口大国。我们一方面要致力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惊人的浪费。前不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无伤感地向媒体“吐槽”：“我参加过好多宴会，好多种菜，每一样蜻蜓点水吃了一点点，其他全部倒掉。”那么，这些被倒掉的食物又有多少呢？这些“剩宴”究竟是何方大神所剩？据报道，我国一年浪费粮食800万吨，而公款吃喝则排在浪费项目的第一位。

    为什么公款吃喝更容易形成“餐桌腐败”呢？依笔者看，不外以下三个原因：

    一、慷国家之慨。中国式的“餐桌腐败”由来已久。古代官员“食日万钱”，天子饮食更是“常膳百品”，就连士子中榜也有鹿鸣宴、琼林宴、会武宴等诸多名头；至于官员升职、加爵，更有水陆之珍陈列的“烧尾宴”。如果说封建时代的官宴挥霍的是民脂民膏；那么，如今的“公款吃喝”，不管动用的是单位的招待费还是部门的“小金库”，都是慷国家之慨，用公共财政满足口腹私欲。既然不用自己掏腰包，还怕什么“霸王条款”和“最低消费”？

    二、借文化之名。近年来，由于饮食文化的流行，似乎一沾饮食的边，就堂而皇之地成了“食文化”。于是一些官员便附庸风雅，借“食文化”之名大宴宾朋。这种需求与餐饮行业的商业推广交相呼应，催生出各种名目的饕餮盛宴。岂知中国饮食文化的真义，就在于“食以载道”和“饮食有节”。传统文化中不乏像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周公吐哺和箪食瓢饮这样的美谈；明代《万全养生四要》一书，则将孔子的“慎疾”观阐发为：“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尚澹泊也；不为酒困，慎礼节也；不多食，示俭约也。”反观那些饕餮之徒，哪有半点儿古人的“节食俭约”精神？有饮食而无文化的盛宴，不仅与“食文化”背道而驰，也必将为“剩宴”埋单。

    三、失进补之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高档宴席上的山珍海味最有营养，因此用公款进补成了一件人人惬意的事儿。岂知佳肴美馔并不比粗茶淡饭更利养生，多食反会引发各种现代病、富贵病。诚如北宋思想家邵雍所言：“爽口物多终作疾”；南朝沈约也在《述僧中食论》一书中，将“甘旨肥浓”列为“扰之大者”。因此，重“食欲”而轻“食育”，不仅误读了养生真谛，也孕育了“舌尖上的腐败”。

    杜绝“剩宴”、防止餐桌腐败，不仅要依靠“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也要善于找出“食文化”的误区，分析食客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恐怕还是“罚款”二字！——谁浪费罚谁，谁负责罚谁，而且统统不许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