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倒逼司法公开

    到法院打官司，不给立案还不说明理由；想旁听庭审，旁听证迟迟办不下来，开庭前一天才通知旁听席已满……在一些法院，以各种理由拒不公开、“闭门办案”的现象并不鲜见。“司法公开”这项宪法规定的原则，如何才能从纸上落到实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专家的一个创意：设计一套指数，通过对法院司法公开的各个项目进行打分，来评估司法公开的效果，进而倒逼司法公开。

 

    日前，经过深入调研论证的《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评估体系》正式发布，并在浙江全省法院推行。这套评估体系采用内部评估和公众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级法院司法公开的效果进行检测，最终得出的指数将向社会公布。在全国来看，这一做法尚属首次。

 

    “阳光司法指数将让司法公开这项原则接地气、具体化，也便于评估和监督。”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树臣说：“我们搞法治建设，也应有一个类似的检验标准，法治建设的成果要让民众看得见、摸得着。”

 

    从“余杭法治指数”到“阳光司法指数”

 

    拒绝暗箱操作、让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是公众的一致呼声。

 

    在这方面，浙江法院走在了前面。2006年，他们率先实现了二审死刑案件全部开庭审理。2009年以来，他们又大力推进阳光司法，全省有8家法院被确定为全国“司法公开示范法院”，23家法院被评为“全省阳光司法优秀法院”。但这些还不够。浙江的法官们在思考，如何构建司法公开的长效机制。

 

    2011年8月底的一天，浙江高院院长齐奇主持召开专家意见征询会，主题就是“深入推进阳光司法”。

 

    在驾车前去参会的路上，民建中央委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钱弘道“突发奇想”：能不能设计一个司法透明度指数，对浙江各级法院进行考核，给法院在公开信息方面施压？

 

    在学界，钱弘道被称为“钱指数”，这位法学和经济学双料博士喜欢用数字来看问题。2006年，他曾为杭州市余杭区设计“余杭法治指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那次专家意见征询会上，钱弘道和浙江高院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紧接着，湖州市吴兴区法院主动找到钱弘道，希望开展试点研究。

 

    2012年初，浙江高院将阳光司法指数调研确定为重点课题，由院长齐奇和钱弘道各自带领一个课题组开展研究。钱弘道的课题组吸引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步云、刘作翔、邱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树臣，国家统计局统计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等知名专家参与。

 

    理出思路之后，课题组到吴兴区法院这块“试验田”展开了调研，并尝试测量了吴兴法院的阳光司法指数。课题进行中讨论非常激烈，最多时曾列出了100个指数，后来逐步筛选压缩。

 

    2012年底，融合了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智慧的阳光司法指数评估体系正式“出炉”，最终确定了7个一级指数、26个二级指数。

 

    “当前法院的公信力不高，提升公信力，我认为司法公开是一项牛鼻子工程。”浙江高院研究室主任魏新璋表示：“这套指数能直观反映和监测法院司法公开的状况，发挥导向作用，通过指数来倒逼。公开是法院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对权利的尊重，只有做到公开，才能让当事人打一场明明白白、心服口服、有尊严的官司。”

 

    庭审公开和文书公开是核心内容

 

    《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评估体系》设计了7个一级指数，包括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和工作机制，前6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相衔接，分别对应审判执行的六大环节，最后一项则是保障性指标。7个指数中，庭审公开和文书公开是核心指数，所占比重也最高，分别为30%、20%，其余5项各占比5%—15%。

 

    在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看来，司法公开最根本的是裁判文书公开。“文书公开了，学者可以来品读，民众也可以来挑毛病，裁判是否公正就由社会来认定。”

 

    7个一级指数下，又设了26个二级指数。其中庭审公开的二级指数最多，包括公开开庭率、诉讼权利义务和重大程序事项告知率、定案证据质证度、庭审录像率、庭审旁听便利度、一审陪审率、诉讼档案查询便利度7项；听证公开只有听证程序透明度这1项二级指数；其他一级指数下，各有2至6项不等的二级指数。测量阳光司法指数总分时，将对这些指数进行加权计算。

 

    不过，最终确定的指数体系与专家的方案有所差别。专家们曾设想，把法院行政管理也作为测量的一个方面，包括人事任免公开、诉讼费收入公开等。

 

    魏新璋告诉记者，当事人最关心的是庭审过程和裁判文书的公开，首先要做好审判过程和结果的公开。而法官由人大任命，诉讼费由当事人直接交到银行财政专户，目前评估这些项目的条件还不成熟。随着形势的发展，今后可逐步完善。

 

    复旦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孙笑侠也认为，指数的设定不应苛求法院，重要的是先做起来。

 

    司法公开好不好，公众说了算

 

    确定了测量哪些指数之后，怎么测也非常重要。

 

    阳光司法指数评估的一大亮点，正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浙江法院将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如高校和科研单位，对浙江法院司法公开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两个组，前者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律师、其他诉讼代理人中随机确定，后者从未参与诉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一般社会公众中随机确定。最终计算出的阳光司法指数分值，每年向社会发布。

 

    魏新璋说：“评估不是法院自说自话。中立的第三方得出的结论才有说服力、公信力。做这件事情，我们下了大决心，也有这个自信。”

 

    引入第三方进行社会调查，也是专家们的一致意见。“司法公开做得好不好，从根本来说是要让第三方来评估，让公众来评判，这样最终得出的数据才是靠得住的。”钱弘道说。

 

    在吴兴区法院的试点研究中，就向公众随机发放了1000多份问卷。“从反馈情况看，我们为司法公开做了大量工作，但离群众的要求仍然存在差距。”吴兴区法院院长周文霞深有感触地说：“这个指数的设计有很强的指导性，法院要达到及格线并不容易。这样更能倒逼我们改进工作，改变以往内部考核中很多法院都能拿高分甚至满分的情况。”

 

    事实上，用指数对法治状况进行评估，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国际上，由民间机构发起的“世界正义工程”对各国的法治指数进行评估；我国香港也设立了香港法治指数。

 

    专家指出，我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法治建设仍偏重于定制度、发文件，但对制度措施的实施情况还缺乏检验。“用量化评估的方法推动建设法治中国，是一个好思路。”武树臣说。

 

    （本报记者 王逸吟）

 

    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

 

    ●立案公开（15%）：立案信访窗口便民、标准、规范，案件信息录入及时、准确、完整；

 

    ●庭审公开（30%）：公开开庭率，诉讼权利义务和重大程序事项告知率，定案证据质证度，庭审录像率，庭审旁听便利度，一审陪审率，诉讼档案查询便利度；

 

    ●执行公开（15%）：执行案件信息录入及时、准确、完整，执行评估、拍卖公开度，执行措施透明度，执行款物管理及处置公开度，被执行人失信信息曝光度，执行裁决听证率；

 

    ●听证公开（5%）：听证程序透明度；

 

    ●文书公开（20%）：裁判文书内容公开度，裁判文书上网率，裁判文书查询便利度；

 

    ●审务公开（10%）：法院门户网站透明度，公众开放日开展情况，新闻发布常态化，自觉接受监督情况；

 

    ●工作机制（5%）：司法公开的组织保障，司法公开工作信息化，司法公开责任追究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