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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2月18日 星期一

    域外杂谈 FREETALK

    欧洲的社会模式该不该坚持

    《 光明日报 》( 2013年02月18日   12 版)
    郭红松 绘

        已经持续了三年多的欧债危机,对欧洲社会模式的冲击,也是值得认真观察的一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极具吸引力的欧洲社会模式,具体地概括说就是在基础教育上做到有教无类、在基本医疗保障上做到病有所医、在养老体制上做到老有所养为核心的社会福利模式,以及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模式,加上“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价值观平等等等。这些都是欧盟一统文化的核心。相对于经济的统一(欧元是其主要象征,但现在危机重重)、政治的联合(“用一个声音说话”还没完全做到),欧洲社会模式的成功曾经让欧洲人对一体化的成就充满自豪。

        当然,欧盟各国的社会模式也不完全相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地中海国家就有很大区别。但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言,欧盟不同地区、不同模式之间的共性,远远超出了他们之间的差异。

        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发展,使欧洲社会模式再次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这种社会模式背后的那些价值观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是这种社会模式要不要坚持下去。事实上,从这种国家把每个个体“从摇篮到坟墓”一管到底的模式诞生那天起,对这种模式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赞同者认为,欧洲社会模式的思路,来源于所谓的“社会契约”传统。国家一方保证“培养人”,确立公民的机会平等,重新分配财富以防贫困,向失业者提供救济金,使所有人享受公共医疗及有尊严生存所需的各种设施。公民一方作为个人则应该承诺去工作、去实践自己的这个“社会权利”,同时公民还要培养自己与社会的权利相对应的“社会责任感”。

        以高等教育为例,欧洲各国的大学不但对本国学生,对欧盟所有其他成员国来学习的公民所收的学费也都是经过政府补贴的、最低的,而对非欧盟的学生有另外较高的收费标准。这本身就是鼓励让比较贫困、教育相对落后的欧盟成员国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到欧盟内高等教育最发达、好大学最集中的地方去学习。这种“扶贫”不但对学生个人命运的改变有很大的帮助,也使得欧盟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年轻人中形成“我们属于同一个群体”的观念。

        反对者认为,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面前,欧洲社会模式正在拖欧洲在竞争舞台上的后腿,影响了欧洲的竞争力,尤其是跟美国、日本和新兴国家相对比的竞争力。这个模式不能保证社会竞争机制的运转,久而久之,使整个国家丧失了创造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鼓励了后进,“罚勤养懒”,最终的结果走向了建立这种模式的初衷的反面,成为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安逸富足的绊脚石甚至敌人。一些反对者还举美国为例,认为美国那种建立在个人或企业直接支付大笔社会保险费用基础上的模式,促使人人拼命工作不敢喘气不敢松懈,个人享受表面上少了些,但符合社会进步的逻辑,最终对每个人也都有利。

        除了“要不要坚持下去这个模式”的挑战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如何坚持下去”,突出的障碍是政府的财政压力。没钱,导致要继续这种模式困难重重。反对者认为欧洲社会模式虽然减少了社会的矛盾,加强了社会的和谐,但是也提高了生产的成本,高福利政策使国家开支持续大幅增长,且有增无减,国家负债累累、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还有人认为,这个社会模式本身就是危机的罪魁祸首——欧洲说不定有一天生生被自己“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议而不决、效率极低、花费巨大的选举民主制度给拖垮了。

        而支持者认为,社会模式本身没有错,关键在如何实施、如何监管、如何保证这个模式的效率。不能因为发生了经济危机,就先从社会模式、主要是福利制度开刀。社会模式、福利制度绝非危机的罪魁祸首。欧盟各国的预算赤字中,真正与老百姓福利有关的,主要是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和退休金,少之又少;相比之下,公共支出、军费开支等才是绝对的大头,加上腐败、滥权等等,这些都该由国家买单而不能把负担转嫁在老百姓头上。按照经合组织2007年的数字,陷入危机的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政府福利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分别为16.3%、21%、21%、22.5%,而没有陷入危机的丹麦、瑞典和德国,则分别为26.1%、27.3%和25.2%。可见,福利开支的高低,绝非危机的主要原因。

        欧洲形成今天这样的社会模式,与欧洲的近、现代历史密切相关。首先是工业革命导致的劳资冲突。劳资之间的不断冲突使人们意识到,即使在军事、政治层面实现了欧盟的“认识统一”和“行为统一”,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成员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劳资之间的矛盾乃至冲突,给社会和谐带来的冲击也不可小觑。其次就是二战导致的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变化。二战后,欧洲各国普遍反思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认同”,逐渐认识到,只有在超越国界的、地域更大、范围更广、概念更宽泛的范围内实现普遍社会公平,才能最终保障自己每一个个体的安全和和谐。

        一次与比利时驻华大使奈斯先生聊天,在谈到这样的社会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时,我提到以人性中恶劣、懒惰、贪婪的一面的彰显,会令人充分“滥用”这个模式、钻它的空子,比如无病呻吟、小病大养、虚开多报等等,早晚把社保吃光分净,只怕比欧洲人今天的“危机结局”更惨。对此,本身为左翼社会党人士的奈斯大使语气坚定地说,不会!且不说人们的行为方式会变化,政府管理也会加强,即使这样的社会模式价格昂贵、成本很高、实行不易、风险较大,那政府也必须得认、必须得做!国家、政府必须要管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以美国为代表的那套“只认钱”的制度模式,不行!

        这是我听到的对欧洲社会模式最铿锵有力的维护!

        (何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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