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十九世纪初英社会现实

    若论英国出版史上最重大的决策失误，出版商小托马斯·凯德尔回绝简·奥斯丁的手稿《第一印象》称得上一例。小凯德尔的父亲老托马斯·凯德尔是18世纪英国出版界的扛鼎之人。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浪漫主义诗歌先驱罗伯特·彭斯、哲学家大卫·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文学大家塞缪·约翰逊，均曾为老凯德尔的慧眼所识，受其资助出版著作。然而，1797年，当简·奥斯丁的牧师父亲代女投书凯德尔公司询问意见时，小凯德尔只是草率地将原信退回，连出于礼貌的敷衍之词都未曾附上。16年后，也就是1813年1月，经过精心修改的《第一印象》更名为《傲慢与偏见》面世，成为200年后的今天英国乃至世界文坛隆重纪念的小说经典。

    小托马斯·凯德尔错失的是怎样一部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自《傲慢与偏见》诞生至今，该书在世界范围内销量达2000余万册。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至少有10个版本，这还不包括以小说情节或人物为基础加以发挥演绎的剧作。人们对这部作品如此着迷，以至于为其续写故事的热潮也经久不衰。《傲慢与偏见》的魅力，使之成为了一种产业。

    《傲慢与偏见》的持久魅力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许多种。从题材和主题看，这是一出大众喜闻乐见的浪漫风俗喜剧，这显然是它抓住最广大读者群的奥秘之一。小说讲述了19世纪初英国乡绅阶层的几桩婚事。其主线是女主人公、乡绅班纳特家的二女儿伊丽莎白的婚恋。伊丽莎白聪慧活泼，言谈举止自然不造作，对自己、对家庭、对环境有敏锐的洞察力，且见识深刻、富于理性。正是在其眼光的审视下，小说中的英国乡村和家庭生活、一些貌似平凡的人和琐碎的事才有了幽默的趣味。然而，伊丽莎白的智慧也有盲点。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和判断力，她对“傲慢”的贵族青年达西先生产生了固执的“偏见”，严词拒绝了后者的求婚。多亏伊丽莎白从不欠缺自我反省意识，她耐心听取了达西提供的故事另一面，并通过突如其来的家庭危机和危机的解决真正理解了达西的品格，有情人终成眷属。

    其实，聚焦于人性当中某种无伤大雅的弱点或人物性格的小缺陷，围绕它引发的一场风波或误会，讲一个机智风趣又展现时代风尚、阶层习俗的故事，这是发源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英国喜剧传统。从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本琼生的《人人高兴》到王尔德的《理想丈夫》，我们可以看到恋人因为高傲而口是心非，因为多疑善妒而引出纠葛，因为虚荣胆怯而诱发波澜，进而在戏剧冲突和情节转折中获得心理成长、克服缺点，最终在观众的会心微笑中赢得生活圆满。世事万变，人性奥妙所带来的悲欢、历经波折但终局美好的爱情却总是令人向往、惹人共鸣。简·奥斯丁笔下的人物不多，人物的活动圈子也往往局限在客厅和庭院，然而，她通过醇厚英国风味的家居生活和人物性格演示出了人类共有的不变的理想。《傲慢与偏见》能击中广大读者的心，是理所当然的。

    《傲慢与偏见》是一出讲婚恋的“室内剧”，男女主人公形象几近完美，有不少中国读者便因此以为它是200年前的一本通俗言情小说，把奥斯丁等同于“英国的琼瑶”。这是严重的误解。《傲慢与偏见》之成功，决不仅仅在于它记录了一个狭小环境内的生活起居和人物交际。它的小环境，掩藏着粗心读者未能体察的大世界；小说的真实性是深刻的，其细致真实的人物言谈举止犹如一册书的封面，下面是一本19世纪初英国社会现实辞典。

    《傲慢与偏见》的经典开场白，“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一方面开门见山交代小说的婚姻主题，另一方面寓讽刺于诙谐，置苦涩于调侃。这句话当真表达的是单身汉的立场吗？不，它说的是女性的一厢情愿，是为五个女儿的婚事忧心如焚的班纳特太太的观点——婚姻的第一要素是物质，要嫁就嫁有钱郎。小说中，班纳特太太无知浅薄、谈吐粗俗，还有些神经质，是常被丈夫挖苦嘲笑的对象。隔壁搬来富裕的彬格莱一家，她无比兴奋，迅速打好了猎婿的算盘；彬格莱先生邀请长女吉英做客，她挖空心思施计让两个女儿滞留于对方府邸，以期培养感情、争取机会；颟顸愚笨的柯林斯表兄上门求亲，她不遗余力向其推销伊丽莎白，并为后者的不配合愤怒不已；用心险恶的韦翰引诱小女儿莉迪亚私奔，后在压力下与其成婚，她不仅不为自己失败的教育悔恨自责，替女儿的未来担忧，反而庆幸女儿年纪轻轻就出阁。可以说，从始至终，她的表现既不明智，又大失体面。小说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也不时流露出对她的揶揄。可是，班纳特太太的婚姻价值观固然大有问题，她的忙碌焦躁固然滑稽，事实却以反讽的方式证明这位可笑的母亲是“正确”的。美丽乖巧的吉英如愿以偿嫁给彬格莱先生自不必说，观念迥异于头脑简单的母亲、把情感选择而不是财务安排视为婚姻基础的伊丽莎白也嫁给了富有的达西先生。连伊丽莎白的好友夏洛特也嫁给了班纳特产业的继承人、俗不可耐的柯林斯先生。伊丽莎白起先对此十分惊讶，怀有一百个反对，但设身处地体验夏洛特的处境后，又油然而生对朋友的谅解。这就是说，《傲慢与偏见》满纸是对金钱联姻的讽刺，但是，正确的婚姻观与婚姻市场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它也只能承认。奥斯丁明白道理，更理解世情；她在小说中设置一个金童玉女间童话般的结局，既是为她的爱情婚姻理想鼓劲加油，也暗中显示人们往往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妥协。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女性尚无独立经济地位和收入来源，她们的财产继承权也受到法律限制，婚姻是她们求得生活保障的唯一手段。而另一方面，阶级分层固化，家族社会地位等级分明，个人身份依附于家庭，越级通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男女婚嫁的选择面十分有限。班纳特太太为家有五个待嫁的女儿苦恼以至歇斯底里，实为悬在头顶的一柄无形剑——家业只能由家族男丁继承这一遗嘱条款所逼。可笑的柯林斯先生之所以在愚昧的班纳特太太和聪明的夏洛特眼里同样吃香，实因在那个年代，生存压力就在眼前，别无他途可选的女性只能降低幸福的及格线。彬格莱姐妹讨好巴结达西兄妹，既是出于势利眼，也是因为他们同属绅士阶级的上层，在此狭窄的区域，觅得称心可意的婚配对象尤为不易。

    英国诗人W.H.奥登在长诗《致拜伦阁下的信》中这样俏皮地评说简·奥斯丁：“和她比，乔伊斯天真得像青草。/……一位英国中产阶级的老姑娘/描写铜子儿的爱情力量，/她讲得如此坦白如此清醒/社会的地基是金银。”社会在金钱的操纵下运转，婚姻受金钱左右；人们无法摆脱利益诱惑，但又放不下对纯洁情感世界的憧憬，这一点，从奥斯丁时代到现在似乎并没有多少变化。或许，这就是《傲慢与偏见》被全世界读者追捧至今的深层原因。（萧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