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海南岛的万宁,才知道这里是中国的槟榔之乡。槟榔树成片栽种,玉树临风,与椰子树比肩而立,只不过后者更为高大些。两者同属棕榈科常绿乔木,万宁当地人将修长的槟榔树称为女人树,称椰子树是男人树。
你一定不相信这样的数据——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大约有4至6亿人嚼食槟榔,仅位于烟草、酒精和咖啡因之后,称得上是大众爱好。除中国外,这一习俗主要流行于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菲律宾、老挝、印尼以及南太平洋的众多岛屿。嚼食槟榔这一在西方人眼中极为不雅的行为,在这些地区却超越了阶层。槟榔曾经是从皇室到平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这让我们不得不去探求其背后的传统力量。
“槟榔”一词源于马来语“pinang”,因此人们认为槟榔原产于马来西亚,但槟榔树是中国土生树木还是外来树种,目前尚无确论。在东南亚许多口头文学中,槟榔是重要的象征。在越南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对双胞胎兄弟同时爱上了一位女子,由于两个兄弟感情十分好,为了成全对方不约而同地选择投河自杀,哥哥死后成了石灰岩,弟弟在岩石旁成了槟榔树,那位女子受兄弟情义的感动也投河化成了攀附在树上的青藤。国王得知了这件事叫人采了石灰、叶子回來,与槟榔果一起食用,觉得美味异常,自此越南便有了嚼槟榔这个习俗。
槟榔在东南亚还被当成自然与人之间的媒介,与稻米同为主要的祭祀品,在泰国,槟榔是祈雨时的献品。有时也用來驱除邪灵,特別是生病怀孕的時候。
中国人究竟从何时起开始嚼食槟榔,似乎也是一个历史谜团。公元前110年,即汉武帝元封元年,设置了南海、交趾、日南等九郡,其中就包括海南、越南这两个槟榔产地。槟榔作为贡品,传送到宫中,于是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第一次出现槟榔的身影。他写道:“留落胥余,仁频并闾”;“仁频”就是今天说的槟榔树。中国较早记载食用槟榔的文字,见于东汉时期,南北朝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曾引东汉杨孚的《异物志》说:“槟榔,……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
南北朝时期,槟榔流行于长江流域,从南方人民的保健食品变身为北方的高级休闲食品。朝廷用来赏赐,宴会设为佳肴,戚友相互馈赠,丧葬引为供品,槟榔伴随了世人的生老病死。唐、宋时,嚼食槟榔仍为宫廷与民间的共同喜好。史载,唐德宗李适某次出外巡幸,当地有百姓贡献槟榔给他,李适十分高兴,竟赏赐献槟榔者以官职(文官),所以槟榔又有“文官果”的别名。清朝时,槟榔一直是地方献给朝廷的贡品,清代后妃有随身携带盛放槟榔盒子的习惯,甚至在中外使臣谒见清帝时,当着皇帝的面也敢嚼着槟榔。英国人马戛尔尼在其所著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回忆说,“有人指给我们看另一些肤色黝黑的使臣,他们也在这天上午觐见皇帝。他们头上包着头巾,光着脚,口中嚼着槟榔。”
在中国的历史上,槟榔还曾是佛教供奉时不可缺少的圣品。《文殊师利问经卷上》说:“佛告文殊师利,有三十五大供及以可味香和槟榔杨枝浴香”。佛教高僧认为,吃槟榔可治病。玄奘当年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取经,可以享受瞻步罗果一百二十枚、槟榔二十颗,豆蔻二十颗,龙脑香一两,并供给大人米一升。
让人意外的是,槟榔在中国所实现的文化上的融合十分顺理成章。本来,槟榔的得名,即为“宾”与“郎”的谐音,宾、郎是我国古代对贵客的称呼。“客至敬槟榔”,则是所有嗜用槟榔地区民众的共有礼节。按照黎族的传统婚俗,男方向女家求婚,聘礼之中必须有槟榔。女家若同意婚事便将聘礼收下。这种求婚习俗民间称为“放槟榔”。傈僳族青年男女的爱情信物中亦有槟榔,槟榔表示男青年爱着姑娘,想把她含在口中。姑娘若接受爱情就把槟榔嚼吃掉,如拒绝就再加上一截辣椒,将槟榔等退还。我国西南边疆的佤族以黑齿为美,佤族民众几乎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槟榔荷包,平时口中常含着一片槟榔。说起台湾更是少不了槟榔,那里咀嚼槟榔的风气更为盛行,保守估计台湾嗜嚼槟榔的人每年花掉买槟榔的钱,超过千亿台币。
虽然槟榔所带來的轻微兴奋与麻醉作用依然是它流行的主要原因,但最新的科学也证明它有抗抑郁的效果。不过无论如何,槟榔的地位正在衰落,咀嚼槟榔的习俗已经被很多年轻人丢弃。这或者也是全球化时代,有更多替代选择之后的必然吧。(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