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加拿大人的中国情缘

    ［加拿大］ Michelle Tisseyre（米雪）/沈思 译

白求恩广场上的悼念

    林俊①下葬了。我不认识林俊，也从未谋面。如果不是那桩终结他生命的极其变态凶残的犯罪，我或许永远不会听到他的名字，他的生活也永远不会触动到我。如果马尼奥塔杀害的是其他什么人，这桩令人发指的罪行对我来说恐怕只是一则新闻——瞬间震骇，随后很快消失在记忆中。但是，除了林俊谋杀案引发的恐怖，作为一个蒙特利尔人，作为一个加拿大人，作为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类一员，他的死还深深触动了我，这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感受。

    那一晚，受害者的身份被确认，林俊这个名字掠过了全世界的电视荧屏和计算机屏幕，他在康考迪亚大学的同学自发建立了一个临时祭坛表达他们的震骇，诉说心中的悲恸。那天的晚间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镜头中，这些年轻人将鲜花和手写的悼词放在一个石碑脚下，而石碑上清清楚楚地刻着“格雷文赫斯特”②。我立刻辨认出，他们是特意选择此处来寄托哀思的，这个画面中的石碑就是诺尔曼·白求恩雕像的底座。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礼物，坐落在白求恩广场上，广场对面的道路通向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就我而言，再没有什么方式能比这种悼念蕴藏更多的深意，也没有什么悼词更加令人动容。

白求恩与林达光使我爱上中国

    他们朴素的悼念方式把我带回了40多年前，我在麦吉尔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那一年是1968年，学校新开了一组全新的、由新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提供的课程——中国历史和中国语言。在冷战高峰期，这个研究领域听起来挺刺激、挺独特、挺具颠覆性的。我满怀热情地选修了这门课。那年中国语言这门课我学得很好。然而，林达光教授所教授的中国历史课程给我留下最深、强烈和长远的印象。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一个蒙特利尔人，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第一次听到了诺尔曼·白求恩的名字。白求恩这个人虽是个加拿大人，却成为八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但奇怪的是，在那个年代，对于广大的加拿大人来说，白求恩是从未听说过、完全不被知晓的陌生人。不仅是他的事迹已被人们忘却，而且他对于医学，对于战胜法西斯，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所作的贡献也被忽视、被淹没了，只有很少的一些学者和活动家始终坚持着白求恩为之奋斗的理想，努力传播着他的传奇故事。

    由于是林达光教授的学生，我们更方便地了解了白求恩，了解了支撑他人生的价值观，他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他所秉持的对国际友谊和各民族之间合作的理想。换言之就是“国际主义”，一种鼓舞人心的理想，它驱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为打倒法西斯而战。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在二战爆发前先是到了西班牙，而后又到了中国。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在西班牙遭受着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代理人）的攻击时，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年岁稍长的志愿者，完全出于自愿，甚至常常是违抗本国政府的意愿，去到西班牙，为了保卫民主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虽然很多加拿大人很佩服白求恩，但是其他当时反抗法西斯的国际志愿者被遗忘了，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远见卓识从历史记录中被抹去了。

    我不知道在林俊决定前往加拿大学习的过程中，加拿大因为白求恩长久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声誉是否起了作用。那一夜，他被确认为极端变态凶残的马尼奥塔案件的受害者的那个夜晚，我们除了知道林俊这个名字外，还知道他是个性格讨人喜欢、非常友善的中国学生，他非常喜欢加拿大，前往加拿大一直就是他的梦想。在报道这些简单的事实时，屏幕上掠过雕刻着“格雷文赫斯特”石碑的图像，再加上这桩犯罪本身无法形容的野蛮所引起的震骇，我的心像被枪击中一样难受。

    如果我不是在年轻时就爱上了中国，爱上她杰出的文明，了解她悠久而多灾多难的历史，她极其勇敢而坚强的人民，如果我不是梦想着去那里，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40年后，当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来到中国，在这里我处处感受到了友好和善意的欢迎。我想起了我在旅行中结交的所有的中国朋友，我回忆与每一个人每一次的相遇，无论什么时候我向他们诉说我曾怎样梦想着到中国来，他们总是问我现实和梦想是否符合。事实是，现实让我更爱他们的国家。然后，我听到悲痛万分的林俊妈妈在电视采访中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在家信中常叫他们不要担心，加拿大是一个安全和平的国家，蒙特利尔是一个让他想起北京的美丽城市。这使我很惭愧与难过。这个年轻的中国男青年在加拿大土地上遭受了如此恐怖的谋杀，还有比这更加难以置信的残忍讽刺吗？

    诺尔曼·白求恩呢？当然，首先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纪念白求恩》使之闻名，毛泽东称他为共产主义者的典范，但白求恩也会很容易地被贴上模范佛教徒、基督徒、穆斯林或犹太教徒的标签，因为白求恩的信仰代表了悲悯与慈悲的真正意义。事实上，白求恩批评的、苛求的、有时甚至暴躁的个性是很出名的。但是，在病人面前，他所怀抱的人道主义是没有差别、没有国界的，在内战中的西班牙与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他的行为是一以贯之的。他治疗朋友也治疗敌人，他治疗军人也治疗平民，他以相同的奉献精神、关怀、兄弟般的爱（他的一个西班牙患者称之为“温柔”）来对待他们。

奔走于中西之间的林达光

    当今世界，我们更迫切地需要白求恩还有其他许多默默无闻的个人曾信奉过的人类团结。善良的林达光教授在冷战高峰期向我们——他的学生布道。当时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那时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局势在幕后所起的作用。这些事情在林教授的回忆录《中国风暴之我见——行走于东西方之间》中有较为充分的披露。在他离世后第7年即2011年，这部书由他的妻子亲自编辑，由皇后—麦吉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林教授的人生角色缘于他独特的命运和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宿命。他1920年出生于温哥华，从小到大对自己的中国根都怀有一种强烈的爱。他的父亲老林先生既志向远大，渴求知识，也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但因无法实现一种做学问兼治国的人生理想，在家庭敦促下“出国谋生，学习英语，了解更多的西方列强强大的秘密”。老林先生于1902年到达加拿大卑诗省的维多利亚，先是在一个鲑鱼罐头工厂打工，然后为交换学习英语课程为一个教师做男仆，就这样他攒足了回家结婚的钱。然而，因为加拿大臭名昭著的人头税——这是为了留在那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在10年中都不能把妻子带到加拿大团聚。这个年轻人信奉了基督徒，被当地的圣公会教会当局挑选来负责温哥华地区的华人布道。在他的妻子终于被允许到加拿大团聚后的两年，也就是1914年，他从神学院毕业，成为一名教堂执事，并在1920年成为一个牧师。这时，他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林达光出生了。他举家迁移到卑诗省的佛农地区，在一个华人教区负责传教。

    父亲传输给林达光儒家的道德礼仪与价值观，传输给他对祖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强烈情感。老林先生还是一个华裔爱国主义者和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他让儿子强烈意识到在西方入侵和日本扩张的联合进攻下中国所处的困境，成长在西部加拿大的林达光亲眼见证了反华的种族主义，这就更加强了他的这种意识。在性格形成的那些岁月里，他也有幸得到了优秀导师的教诲，他们促使他茁壮成长，出类拔萃。

    林达光出色的学习成绩使他获得了到北美顶尖大学深造的奖学金，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最后是哈佛大学。同时，他感到，作为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有责任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进行公开的谴责，他的这种责任感在华裔学生基督社团中找到了支点。在那里，他是个闻名的、深受欢迎的演讲家。像白求恩一样，他也是教士的儿子，一个深受基督价值、同情和平等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年轻人，这些观念在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中亦有所反映。就在这个时候，他与陈恕相遇相知并结成眷属。陈恕是他密歇根大学的同学，她是在中国本土出生长大的上海人。她的这种背景更加深了他的中国渊源。

    林达光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学生领袖，他对中国革命不断增长的同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把他当成共产主义嫌犯的阴云开始环绕着他。在冷战蠢蠢欲动时，林达光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他曾计划完成学业后再到中国去，可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几周内美国就充满了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敌意，于是林达光决定带着新建立的小家庭前往中国，帮助经过数十年战乱和破坏后的新中国重建。

    林达光在中国生活了14年，从1950年到1964年。在此阶段，他不仅深刻懂得了中国领导人在1949年之后所面临任务的艰巨性，也明白了这个国家所寻求的变革有多么大的规模，有多么深刻的复杂性。但是，当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时，中国的孤立与隔绝，还有中国内部的政治气候使他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所以，在1964年，一种新的紧迫感让他决定举家返回加拿大，重新开展缩小中国与西方世界鸿沟的工作。

    林达光从未放弃他的加拿大国籍，并且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但他自己的政府倒是更情愿把他当做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这使他的路从开始就布满了荆棘。他的妻子与两个儿子的入境申请被加拿大有关当局因“安全”理由而拒绝了，为了到加拿大与他团聚，他们在香港滞留了数月等待批准。直到林达光威胁要将此事公之于众，政府才不得不作出让步，让这个家庭得以团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那个年代，加拿大骑警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得很紧密，林达光自此开始经受加拿大皇家骑警把他当做“共产主义嫌犯”的困扰与折磨。

    他们所承受的磨难因他们19岁的长子——克里斯托弗的悲剧死亡而达到顶峰。克里斯托弗到美国去玩，看望几个老同学。美国是他的出生地，在返程中他独自驾车行驶在加拿大南部边界的乡村道路上，发生了车祸，导致死亡。这个事故定性为“交通意外”，但这个年轻人刚刚给妈妈打过电话，说他感到正在被跟踪，接着事故就发生了。尽管警方做了调查，但调查报告却交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中，林达光从未被允许看这份报告。

    尽管上述种种，林达光还是在麦吉尔大学获得一份教书的工作，并担任了新成立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冷战升级的当口，“文化大革命”剧痛之中的中国对外部世界关闭了自己，林教授坚信，这种危机仅仅能够被“客观与理解的对话”，而不是对抗性的呐喊所化解。他变得更加热情和紧迫，一边向我们学生教授中国历史，为那时席卷着中国的转变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一边在幕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帮助改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的确，他所召集的中国问题磋商政策委员会、非正式会谈等等把美国和加拿大的议员聚到了一起，对1970年中国和加拿大重建外交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之后的中美外交关系的恢复也起到良好的作用。后来林教授多次前往中国，常常是陪同加拿大贸易代表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贯穿着他对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无限热情和不倦行动。在1988年，他因在中加关系发展中所做的重要贡献，被授予加拿大杰出人士勋章。他于2004年辞世。

以理解重燃全体人类的希望之光

    这个世界依旧充满危险。而现在，因为气候变化，这种危险更甚于以往。我们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全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共同的威胁，我们迫切地需要基于人道主义、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人类团结和国际合作来与这种威胁抗衡。但事实并不容乐观，相反，公众的犬儒主义在抬头，这本不足为奇。盛行的物质主义、贪得无厌和狂热的消费热情驱动着世界经济，事实上我们的经济模式已经摧毁了美国和欧洲，破坏了全世界的生态和景观，并且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挖掘着贫富之间的鸿沟。

    但我却是满怀希望的。当然，“希望”这个词本身所携带的很多意义已经泯灭了，尤其是在西方，它不过就是一个用旧了的竞选口号。我在这里说，很多善良的人会不以为然，但我仍然相信，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仍然不失时机，因为我的孩子们，因为我的孙辈们，因为我看到许多年轻人对一个有前途的中国青年学生遭到野蛮谋杀后的本能反应：他们把花和悼词放在白求恩雕像的脚下。

    白求恩，一个加拿大人，他如此地热爱他的人类同胞，甚至为拯救中国受伤和濒死的人们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尽管他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他所服务的人民灾难深重，尽管他缺少开展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工具和供给，但作为一个人，白求恩从这种工作中感到了充实和满足。1939年，就在他牺牲前写道：来到中国的这两年，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在理解和热爱“他人”中，他的生命找到了意义。林达光也是如此，尽管两人在许多方面都非常不同，但他们两个人的生命给我们传递了相同的信息，这就是对于“他人”的态度——要开放思想，敞开心扉，怀抱着理解的愿望，理解造成我们不同的原因，坚持最基本层面上的人道主义信仰。这就是我们全体人类的希望之光。

    注：

    ①林俊（1978-2012），中国公民，加拿大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留学生。2012年5月24日或25日在加拿大被色情演员卢卡·罗科·马尼奥塔杀害。

    ②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南部城镇，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乡。

    （作者为加拿大用法语和英语创作的双语小说家、翻译家、记者、评论家和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加拿大总理办公厅主任的特别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