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的忠实朋友

    萧乾，是上世纪30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说家和战地记者,在文学、新闻、国际评论和文学翻译等多个领域均有杰出贡献。萧乾一生用心写作，特别是他晚年的作品，真诚坦荡，深邃博大，读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萧乾与光明日报的关系十分密切，本报对于像萧乾这样的文化名人的重要文学、文化和社会活动，也一贯给予关注。1992年5月在京举办的萧乾文学生涯60周年展览，1996年9月20日全国文史研究馆成果展览，1999年1月27日萧乾90华诞和文学创作70周年及《萧乾文集》出版座谈会等活动，本报都曾予以重点报道。

    从1982年到1999年逝世的十几年里，萧乾被压抑经年的创作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从1982年12月4日的《悼健吾》开始，到1998年1月7日的《小黑的友情》，萧老共给光明日报写了20余篇作品。他给光明日报所属《书摘》杂志写的《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万字文，被很多读者评价为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

    我上世纪80年代末跟一位老编辑到萧老家取稿子，从此结识了萧乾、文洁若夫妇。第一次进萧老家时有点忐忑，觉得那么大的一位记者和作家得多么肃穆庄严啊！但一见面，萧老的幽默平易和文老师的快人快语，使我的紧张感和距离感顿时消失。在与他们多年的交往中,我感受到的是来自爷爷奶奶般的温暖和一对大知识分子为人为文的朴素和真诚，感受到的是萧老对文学的执著和对文学翻译的投入。作为一位大记者和老报人，萧老丰富独特的人生阅历和经验，对每个与他接触过的年轻编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萧乾非常看重本报。他生前经常说，《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的报纸,所以好稿子、重要的稿子要首先拿给它发表。他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光明日报》。例如,在1996年第5期《收获》发表的一篇随笔《老报人絮语》中,他就再次提及本报的学术水准：“说起当年我经营的那11种由社外专家或学会主编的学术副刊,我就感到今天的报纸很少同当地的大学或学术单位合作,因而报纸学术气氛十分稀薄。为什么不请国际研究所办个介绍国际知识的副刊,或者请故宫专家主持个论述国际珍宝的副刊？至于地理、经济、考古等都可为新闻提供背景资料,既可扩大读者的视野,普及一下高深的学术,自然也会提高报纸的分量档次,这类文章有时偶尔在《光明日报》上还能看到。”

    光明日报的稿约,在他那里永远是“急稿”（萧乾接到的约稿信多,他将这些信分为“急”和“缓”贴在书桌前）。1996年的夏天很热，国际图联大会首次在我国召开，本报2版开辟了《名人与图书馆》栏目，大家觉得萧老若能赐稿是最好的。酷暑里实在不忍心给萧老增加负担，打电话前，想了一堆措辞，结果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爽快地答应了。没两天，萧老就寄来了《图书馆是我的第二个家》一稿。当时外地很多报刊用高稿酬约请他写稿都难以得到，毕竟精力有限。我常想，像萧老这样的文化名人给《光明日报》写稿，凭的是那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看重的是光明日报这块老牌子。

    1月22日，我又去看望萧老遗孀、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再次看到满墙萧乾先生的照片，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那位弥勒佛一样亲切、慈祥、随和、幽默的长者，以及与他十多年的交往还历历在目，但转瞬之间，他已然离开我们14年了。回想我30年的光明日报采编生涯，能遇到这么关心我们报纸的老前辈，曾如此近距离地感受过他那朴素、坦诚、高贵的心灵，这是多么幸运！

    （本报记者 梁若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