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专栏文章使用的是戴尔牌笔记本电脑,背面有‘中国制造’的字样。事实上,它只是在中国组装——其设计、主板、屏幕、外壳以及数十种其他部件都由其他国家制造的。虽说电脑上写着‘中国制造’,但其价值及利润的绝大部分流到了从事产品构思及其供应链设计的公司——得克萨斯的戴尔公司。”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一篇题为《美国创意、中国制造》的文章中对美中经济相互关系现状的描述。弗里德曼的意思是说,美国不可能也没必要“从中国手里重新夺回劳动密集型工作”,美国需要做的是培养及造就高价值创意人才,将重心放在“美国构思”和“美国设计”上,并考虑如何让更多的智能化更高的机器人来担负制造工人的使命。美国创意,中国制造——弗里德曼先生之所以愿意看到这样的风景,是因为他深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意经济正在崛起,正在引领时代潮流。
尽管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创意经济或许还是纸上谈兵,但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强国而言,它正在成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事实上,随着西方制造的各类创意产品热销全球,创意经济统领世界的时代已经来临。1950年,素有“美国制造业之都”美誉的纽约曾有一百多万人从事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作。时至今日,那里从事制造业的员工人数只有8万人。据说,眼下每3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从事与创意经济相关的工作。这些“行业精英”在科学工程、建筑设计、文化教育等领域发挥着“寻找新思维、挖掘创造力”的核心作用。
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全球制造中心,但在创意经济方面却乏善可陈。在自然资源、制造水平、生产能力、信息技术都在逐渐远离经济发展核心的时代背景下,创意经济必将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意经济,都需要与西方强国一争高低,进行一场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的较量和竞争。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针锋相对,全力以赴,尽快改变创意经济滞后的被动,否则只能在“美国创意、中国制造”的弱势处境下生存。
然而,实现创意经济的大发展却并非易事。它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经受住转变之痛。创意即转变。创意就是修改,是回炉,是以旧换新。它甚至可能要求我们不得不放弃传统民族文化中妨碍接受和创造新想法、新思路、新风格、新理念的某些元素。创意经济的核心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思想、观念和风格的“新人”。他们是创新者,因此可能会藐视权威或特立独行,可能也不会恪守中庸之道,更不会人云亦云。
在一流人才集体奔向仕途的国度里,创意经济或许很难有令人期盼的美好前景;在价值取向朴素、单一、正统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创意人才或许很难找到超越自我的可能。
创意经济鼓舞人心。其可爱和高贵之处或许不仅仅在于其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换代。创意经济要把“工业化制造”变为“艺术化创造”,要把“机械性的制造工作”变为“创造性的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不是能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马克思所阐述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时的情景?也许这就是未来世界的经济形态?这就是机器人全面接替产业工人之后,我们人类的出路或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