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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学艺，35岁告别舞台，30年的粉墨春秋，她成为红极一时的“杂技女皇”；从一名旧社会的“押子”，到蜚声海内外的“杂技外交家”，再到“九朝元老”的全国人大代表，大悲大喜，大沉大浮，她的人生际遇，也折射了时代嬗变的风雷激荡。
“顶碗”，本是她的谋生术，却又是上天赠予的“异能量”，带给她荣誉，也带给她灾难，带给她悲欢离合，也带给她爱恨情仇。在70余载的人生路上，在九曲回肠时，在黑云压城中，她总是以特有的柔软姿态坚强屹立，留下惊鸿照影，也书写了家国传奇。
人物简介
夏菊花，女，1937年生于安徽潜山，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第一代杂技表演艺术家。曾创作并首演了“顶碗”、“柔术”等节目，其中“顶碗”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素有“顶碗皇后”、“杂技女皇”之誉。曾先后30余次到40多个国家演出，又有“杂技外交家”之称。历任武汉市文化局局长，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三届至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1942年，刚开春，最早的一茬桃花还没来得及吐蕊，皖南大地仍是一片萧瑟肃杀。
这一天，有个名为“夏家班”的马戏团来到安徽省潜山县柳岭镇演出，这儿离马戏团长工徐造钱的老家只有几里地，于是他请假回了趟家。
一进门，患大脖子病的老母亲正躺在床上呻吟，衣衫褴褛的媳妇在煮野菜，骨瘦如柴的女儿菊花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等着糊口……徐造钱忍住泪，掏出从马戏团带回的一点干粮，算是让全家人吃了顿饱饭，然后便领着小菊花离开了家。
一路上，菊花问父亲：“爸爸，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呀？”
徐造钱答：“爸爸带你去看马戏，好吗？”
“看马戏？好呀，好呀！”天真的小姑娘雀跃起来。
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演出地。在一个用白布围成的棚圈里，演出已经开始了。有个女艺人在马上做着各种惊险的动作，她一会儿骑在马脖子上，一会儿悬在马肚子下，小菊花看了兴奋地拍起巴掌来。
此时，在一旁审视良久的班主夫妇走了过来，笑着向徐造钱耳语几句，表示出满意的神态。
也许就在那一瞬间，在小菊花被杂技吸引的那一刻，她的命运就此被确定了下来。
三死而后生
——在经历了生命中的狂风暴雨后，拖着残腰的夏菊花，以最柔软的姿态坚强地屹立起来
“那一年，我才5岁，还不姓夏。”
在一个飘雨的午后，夏菊花挺直了腰板端坐在沙发上，面容清癯，举止爽利，开口讲一段70年前的往事。
她的家世世代代生活在安徽潜山，如今，那里流传着一句话：潜山有三宝——一座山、一条水、一朵花。山，是闻名天下的天柱山；水，是潜山籍著名作家张恨水；花，便是夏菊花。
不过，两岁时随逃荒的父母回到这里，5岁起又随夏家班子游走四方，夏菊花对故乡仅有的一点印象里，只有一个字——穷！
“我这辈子是从死里滚过来的，至少有三次差点没命，第一次就是小时候差点饿死。”夏菊花回忆道。爷爷第二次逃荒至浙江后，再无音信。父亲向远房婶奶奶借了钱，年终时无力偿还，婶奶奶二话没说，将徐家所有能用的东西，包括烧饭的锅全拿走了。贫穷，甚至让她家丧失了说“穷得揭不开锅”的资格。
几经辗转，再次逃荒的徐造钱流落进夏家班，过起了杂耍艺人跑江湖的日子。班主夏群，婚后无子，算命先生说，只要能收个养女做“押子”，就会改变这一状况。徐造钱得知后，主动跟老板提出想带自己的女儿来。
带着菊花从马戏团回家后，徐造钱向家里说了实情，全家人都哭了。父亲咬着牙说：“先带孩子去一段时间吧，要不去，在家里不也是活活饿死吗？！”
三天后，徐造钱正式回复班主，同意菊花给夏家当“押子”，改姓夏，从此他们不再以父女相称，但留住“菊花”这个名字，以纪念给她取名的外婆。
就这样，她像一枚发育不良的柳叶，虽稚嫩，却枯黄，随风无主地飘进了夏家。
“在旧中国，不只我一个，无数人都这样，为了一口饭活着。”也许70年的光阴真的足以消弭所有的苦痛，夏菊花平静得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在那个年代，杂耍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居无定所，常常是转了一个点又一个点，扎了一道棚又一道棚，处处无家处处家。
小菊花5岁进夏家，6岁就在养母的严厉逼迫下学艺演出。刚开始，她只演些“摸爬滚打”类的简单节目。可一年后，特别是夏家有了亲生女儿后，她不仅要在家里洗衣做饭，在台上就更得玩命了。
有一回表演“爬梯子”，正当小菊花在高空下腰时，汽灯引来的小虫飞进了“底座”演员的眼睛，“底座”演员一散神，梯子倒了，小菊花直挺挺地从半空摔了下来。在一旁聚精会神看着的徐造钱，几乎在女儿摔下来的同时，飞奔到场地中央，抱起女儿惊呼道：“菊花！我的小菊花啊！”
这便是她的“第二死”——演节目差点摔死。
“那时候，杂技只是我的饭碗，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因为压根不去想这些，唯一的目的就是——活下去。”小菊花默默承受着命运交给她的这份“职业”，在凄风苦雨中，瑟缩成长……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已经很是浓烈。早已靠“顶碗”名扬四海的夏菊花访欧归来，不久便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入“另册”，关进了“集训班”。
之前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为她撰写的那篇《一朵红花》的文章，顷刻间也变了颜色——由“一朵红花”被诬蔑成“一朵黑花”。连她在成名影片《中国杂技艺术表演》中的“柔术”节目，也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裸体表演”。
夏菊花被一场无情的政治风暴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她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辩解，不能喊冤，还被戴上“封资修”的帽子，在武汉三镇游街示众。特别是有一次批斗会，差点就第三次要了她的命。
在那次批斗会上，一个劳改过8年的歹徒对夏菊花下了毒手。他手握枪杆狠狠地砸向夏菊花的腰，边砸边凶神恶煞般吼叫着：“看你还为不为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卖命！看你还演不演‘顶碗’！我叫你永远也上不了台！”
夏菊花被沉重的枪托砸得站立不稳，瘫倒在会场上，幸好被好心群众救出才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对一个靠“软功”吃饭的杂技演员来说，腰被砸坏了，她的艺术生命还能幸存吗？
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夏菊花获得“第二次解放”。她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顶碗”演出中，不但恢复了过去的功力，而且还接连创新完成了“单层单飞燕”“双层双飞燕拐子顶”“衔水转顶”“单手顶”“脚面夹碗”等高难度动作。
1971年的一天，领导突然通知夏菊花，北京电影制片厂又要来给她拍纪录片了。杂技团领导出于对她腰伤的考虑，提出只拍一段“忆苦思甜”的就行。夏菊花一听就急了：“我是一名杂技演员，不拍我的节目，只拍我忆苦思甜有什么意思呢？要拍就拍我的‘顶碗’。”她还要求拍摄难度最大的“单层单飞燕拐子顶脚面夹碗”。
三天后，武汉剧院架起了摄像机，舞台上，两张会议桌摞放着，上面又有两条凳子，夏菊花站在五六米的高处。在场的人无不为她捏了一把汗，有的人还吓得闭上了眼。
只见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起顶后两只脚伸向头部，然后脚面夹起碗塔，再缓缓地送向前方……
成功了！这个夏菊花“顶碗”艺术中最新、最难的动作就这样登上了银幕。在经历了生命中的狂风暴雨后，拖着残腰的夏菊花，以最柔软的姿态坚强地屹立起来。
知耻而后勇
——别人跟她握手，都会禁不住说，这么小的姑娘，怎么满手都是老茧呢
“顶碗”是杂技的一个传统节目，在汉代石刻中，就出现过顶碗倒立的人物造型。不过，千百年来，“顶碗”都是男人演的节目，动作简单，十分单调。
作为一个女人，夏菊花怎么练起了“顶碗”？
1950年的武汉，早已出落成“千樯万舶之归所、货宝珍奇之所聚”的大都市。见局势没有谣传中那样可怕，夏群夫妇便带着残留的几个艺人来到这里，开进了汉口最著名的娱乐场所民众乐园。
民众乐园，当时也称“新市场”和“血花世界”，地处汉口最繁华的十里洋场。在这里，戏曲、说唱、杂耍各种表演应有尽有，百戏斗艳，令人眼花缭乱。
有一天，养母捧着几只瓷碗来找夏菊花：“菊花，再不练新节目，我们就要被别人挤垮了！来，把这几只碗顶在头上，跑个圆场给我看看。”
夏菊花看着养母，愣了半天没说话。
“怎么，不想练？”养母不高兴地问。
“顶碗……”菊花小声嘀咕道，“这不是男人演的吗？”
“男人能演，女人为啥不能演？”养母边说边将碗扣在菊花的头上。
“我不演！”夏菊花躲闪开来，“一个女孩子，将碗顶在头上像男人那样满场跑，丑死了！”
养母万万没有想到，一向任她摆弄的菊花竟敢顶撞自己。夏菊花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万般抵触的“顶碗”，日后竟会成为她安身立命的根本。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武汉的文艺工作者纷纷申请去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13岁的夏菊花也抢先报了名。名单宣布了，养父养母都榜上有名，自己却不在其中，夏菊花失望得落了泪。养母则对她戏谑道：“早就对你说过，演员呀，没自己的绝活儿是站不住脚的。要你练‘顶碗’，你不练，现在后悔了吧？”
这次打击对热情满满的夏菊花来说，极为沉重，但也使她突然惊醒过来，必须得练！
夏菊花先去找来3块砖头代替瓷碗顶在头上，她坐着顶，站着顶，连吃饭时都顶，一顶就是几个小时。时间一长，头上顶砖的地方压出个“门子”。这时，她将瓷碗放在“门子”上，从一个碗、两个碗开始顶，一直加到十几个碗。“受了刺激”的她，还琢磨着要练出点不一样来：男演员“顶碗”，只是跑圆场，缺乏美感，女演员如果能练出些优美的造型来，不是挺好吗？于是，她顶着碗走碎步、扳腿、探海、拿顶……开始了新中国女子顶碗第一人的大胆尝试。
“那段时间，我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经常晚上睡觉想起一个动作，便爬起来尝试。碗摔破了，就去买新碗。有时练得浑身疼，但一想起落榜的打击，又不顾一切地练起来。”夏菊花回忆道。
三个月后，她顶着碗登上了民众乐园的舞台，观众被这新奇的表演惊呆了，他们没想到司空见惯的“顶碗”竟能“顶出花来”。夏菊花和她的“顶碗”，一下子就红遍了武汉三镇。
1954年，夏菊花应邀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中国杂技艺术表演》，电影一经放映，反响空前。一夜之间，夏菊花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观众纷纷给她写信，其中有位上海观众写道：“你是美丽的杂技之花，你是天仙般的艺术女神……是馈赠给每位欣赏者的精神食粮。”
“精神食粮？”夏菊花有一丝的不知所措，她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个词，“原来，杂技也是人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啊！”
“回想练习‘顶碗’的过程，我明白了，成功之路就是苦练之路，就是不断攀登之路，就是敢于创新之路。”苦练+创新——这就是她的艺术指针，它指导着夏菊花从一个成功走向新的更大的成功，天长日久，便凝聚成她艺术人生的精髓。
1957年，夏菊花携成名绝技“顶碗”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一举拿下金质奖章，这是我国杂技艺术在国际舞台上首次获得最高荣誉。载誉归来，她的事迹早已传遍全国，武汉的观众更是渴望能目睹这位江城女儿的飒爽英姿。
这一天终于到来。在1958年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夏菊花登台献艺。
可是，意外发生了。
在表演中，夏菊花新练就的动作“单层双飞燕”出了问题，她身子一晃，头上的碗塔突然歪倒，碗全摔碎了！顿时，观众席上发出一阵惊叹。面对支离破碎的瓷片，夏菊花的心也碎了。
“艺术是无情的，掺不得半点假，也偷不得一丝巧。”夏菊花痛定思痛，冷静地思考了失败的教训，然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12个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零开始。
“就是一门心思要重新站起来，不仅要站起来，还要站得更高。”那股子犟脾气又上来了，她觉得“顶碗”这节目还有潜力——从低到高、从静到动、从双手到单手，都是可以挖掘的创新点。“我那时都20多岁了，还要再上难度，心想这碗能不能离开头，用脚夹出去再夹回来呢？”夏菊花说，那时根本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也没人指导，就是自己一天到晚地琢磨，“跟着了魔似的”。
她站在凳子上练功一上午4个小时不下来，两只手上都磨出了一圈老茧。别人跟她握手，都会禁不住说，这么小的姑娘，怎么满手都是老茧呢。
关于“顶碗”，她像熟悉吃饭睡觉一样熟悉动作的每一处细节，并且有了真正的收获。但同时她也会失去一些东西，在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中，那些雅致、美丽和诗意全都消磨殆尽。在她最好的年华里，唯有训练，与青春为伴。
又是三年，还是在民众乐园的舞台上，夏菊花再一次准备好了。她要将自己在韬光隐晦中练就的新动作“拐子顶脚面夹碗”示于人前。
那一天，她带了4摞48只大碗。在第三次冲击时，她成功了。
那一年，她已经23岁，完全称得上杂技中的高龄演员。
这次演出后，夏菊花又收到一封观众来信，信上说：“你的精彩表演不但让我们欣赏了艺术的美，而且启迪了我们，让我们懂得了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困难！”
其实，它不仅教会了观众，更教会了夏菊花自己，“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关键是看你如何对待。闯过了一次难关，便经受了一次考验，人生的积淀会变得更加厚实，未来的步履也将走得更加坚定。”
知止而后得
——从来没觉得个人的心跳可以与国家的心跳同频共振，那一刻，她感受到了
正当人们以为经过暴风骤雨洗礼的夏菊花将是一朵永不凋零的红花时，命运之神却再一次使出了无情辣手。
1972年8月的一天，全国杂技健儿齐聚北京二七剧场，参加杂技调演，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杂技外交”战略构想做准备。
那一次，夏菊花没有辜负观众的热切期盼，圆满完成了“顶碗”的最难动作。人们为她胜利地重返舞台欢呼，有几位同样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艺术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她的演出感动了所有人，唯独没有打动这次调演最有实权的“领导”。这位“领导”看完演出后，冷冰冰地说了句：“夏菊花只剩下半个腰了，还演什么，不要让她再演了。”
就这么一句话，剥夺了夏菊花继续登台的机会，也让她注定不平坦的舞台生涯倏然终止。
“我为‘顶碗’付出了那么多，还能为观众演得更好，但没想到‘一刀子下去’就断送了我的艺术生命。”虽然在极力平复自己的情绪，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依然溢满夏菊花的眉眼之间，然而她终究只是淡淡地说：“这就是历史，我感到很遗憾。”
告别了舞台，却离不开杂技。时代交给她的新任务很快就来了，除了培养“顶碗”接班人，夏菊花还担当起带团出访充当“文化使者”的新角色。
杂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走出国门进行文化交流的文艺类别。因为杂技不受语言的限制，是用人体的动作和技巧来感染观众的。“通过杂技，外国人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的精神面貌。外国人常说，你们的演出太了不起了，看了就觉得没有什么是中国人克服不了的。”早在1957年她一举拿下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时，就因为观众的格外喜爱，在她表演过程中投到场内的鲜花太多了，从而获得过“扫花车”的雅号。
“文革”前，夏菊花以演员的身份遍访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从1973年开始，她又带团出访了巴西、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将中国的杂技艺术带到了全世界。
每一次带团出访，夏菊花都有一个习惯，一天要换三套服装，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旗袍。有人看不惯，就在背后悄悄议论她爱出风头。
“那个年代，人们观念还比较保守。”夏菊花说她理解这种非议，“但是我出去表现的不只是个人，更是国家形象，要让外国人看到我们最美的一面。我个子虽小，却非要让外国人这样看我。”说着，她做出一个仰视的动作。一瞬间，那个在舞台上永不服输的“夏菊花”形象，依旧活灵活现。
其实，早在“杂技外交家”之前，夏菊花就有了另外一个角色——全国人大代表。那是在1964年，她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那一年的12月20日，夏菊花代表第一次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她踏着一步步阶梯，仿佛在走向一座圣殿。那次大会上，周总理向世界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向往着未来的“四个现代化”，夏菊花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激动地发言：“我童年的苦难与旧中国的落后紧紧相连，解放后，我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是因为我的背后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祖国。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最珍惜今天的幸福，也最向往明天的美好生活！”
从来没觉得个人的心跳可以与国家的心跳同频共振，从来没觉得个人的命运可以与民族的命运十指相牵。那一刻，她都感受到了。
至今，夏菊花已经连续九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岁月沧桑40余载，2012年的春天，又一次出席全国“两会”，夏菊花特意将1964年第一次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带到了北京。“今年我已经75岁了，不知道下一届人民群众是否还选我当人大代表。因此，我想让这份《工作报告》陪我参加今年的‘两会’，陪我一起履行职责，听民意、代民言，始终像48年前第一次担任人大代表时那样，不敷衍、不懈怠。”
正如《大学》所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夏菊花说，“知止有得”，她不敢忘，她做到了。
（标题书法：邓宝剑，青年书法家 本报记者 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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