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自由是真自由

    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中东国家的民众正在将自身向西方文明敞开，并侧重表现了女性心理的反应。男权社会面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好准备来认识和找到解决途径。因为，这个社会在过去，始终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社会。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给予一个参照点，就有可能会引发个体和社会的瓦解。这是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社会学启示。

    影片前十五分钟我们要忍受一段令人折磨的对话，母亲肆意对儿子发泄着，试图在他身上埋藏下自己神经官能症的种子；儿子虽说没有全部吸收母亲的话，但却感受到了，这以后在他身上将会留下印记。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他会采取同样的方式，他会像现在一样继续希望拥有她们，和她们在一起，但却无法搞懂她们。

    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待在一辆汽车、一个黑盒子里而行走于世间、社会和生命中，黑盒子象征着被阻塞了的固恋、不断重复的刻板定型。这是主体在最初的童年阶段，被压制他的规则所限制，面对“我”最初拥有的自由，在心灵内部无意识形成的反应。之后，当然这被压抑的生命潜能并没有消失，但它却不为我们所看到，总是以一种报复的形式活跃着。如果有一天，在生命中某一时刻它们有机会表现出来，总是混乱不堪和变形的，因为它们没有受到教育和开发，也就是说成人和理性社会的人没有担负起让它们在个体文明中发展的责任。因此在这部影片中，一直都存在从封闭的内在看世界这一感觉，从一个移动的、好似在走路的主体的内部去看，但除了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之外，却永远无法触摸到外部真实的世界。这黑暗始终存在，是由于主体没有把它化为责任变为现实导致的。

    女主人公似乎是在努力为自己找事情做，让自己能够走出来。但实际上，这是个托词，一种移情。即她本应从自己所始终沉迷的过去发展性地走出来，但她却去抓住一种外在的自由。任何人如果不先达到自身内在的自由，是无法抓住外在的自由的。那么，这个女主人公载着其他女性一起开着车，优雅地到处转，不为别的，只是造成一种假象——她有事儿可做，虽然大多数情况下，目的地始终都是墓地。这个象征是导演或编剧所加入的，相当有说服力。

    为了不显示出比男性地位低，影片中所有的女主人公口头上都否认男性的优势地位。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她们是男性的物品，就不可能再要求自由、人格和金钱。事实上，上述提到的情况在中东国家的女性身上刚刚开始有机会发生，在伊朗和中东正形成一种趋势，即许多女性为了用丈夫的钱获得自由，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婚。她们以这种方式来获得想要的一切，去寻找她们自身所否定的一些东西，这并不是受到来自所谓男性的压力，而是她们承袭了来自老去母亲的教育，这个链条从母亲到年轻的女儿一代代传袭下去。

    所有这一切打开了那个黑盒子，它是潜藏在大多数女性身上、以不同方式或多或少表现出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多种因素的起源。我们要看到的是，尽管表面上看似男性有很多需求，实际上，女性要求的更多。这有可能是由俄狄浦斯情结而引发的，从弗洛伊德意义上讲，女性永远不能占有自己的父亲，便在童年努力争夺自己的母亲。于是，女性将自己封闭起来，在对先辈的虔诚中将自己神圣化。这阻碍了女性去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以一种诚实的态度对待男性和伴侣。女性经常以一种不诚实的态度来游戏和男性的关系，她想要很多，但却是以一种病态和不负责任的方式，自然这就会带来一些冲突。从社会层面上，她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根本错误所带来的众多后果之一就是殃及孩子。因为孩子被平白无故地拿来对父母的关系做判断，这意味着污染孩子的自我。孩子要过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路要走，要成长得比自己的父母更伟大，生命一代代的规律本来应是这样的。而这部电影的结尾，是代表着新生命和未来的孩子重又回到祖母的家。

    一般来说，在电影情节中会看到孩子对大人的评判，大人则代表着对自然和生命导师的偏离。家庭只是一个过渡，并不是一个目的地和稳定的、永久停留的地方。从这种方式上，许多的孩子，特别是那些独生子女被固定为一个角色，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明显的精神分裂症，无法去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社会角色。

    （熊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