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趣味激发到思维拓展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收视火爆、反响热烈，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着许多值得我们高校教师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笔者着眼于“百家讲坛”对“趣”与“奇”的追求，探析其对高校古典文学教学的启发意义。

    从趣味性的知识宣讲到理趣式的问题探讨。

    激发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百家讲坛”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百家讲坛”节目中诸多演讲者的具体表现看，他们的讲述大都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适俗的语言。易中天论项羽评三国，将原本古奥深涩的文言史著，换成当下流行的白话，甚至使用一些网络语言。俗化的语言，不仅使高深的理论变得易于接受和理解，也拉近了观众和演讲者的距离。二是亲和的姿态。演讲者们大都是站着讲说，满面笑容，和蔼可亲，与端坐威严手捧讲稿宣读的布道者自是不同。三是热点的话题。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红楼梦》，抑或是《论语》、《史记》，稍有一点国学知识的中国人，对这些经典著作多是耳熟能详。选取这类话题，也自能迎合受众的阅读期待。

    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其目标是通过对古代中国的文学现象的介绍，引发学生对这些现象的学理性思考和探索。就目前诸多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而言，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两个途径：一是借助文学史教材及相关辅助材料（学者论文及著述），让学生通过文本阅读自我启蒙；二是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让学生从教师对文学现象的学理性分析中获取探究的方法。前者主要依靠学生课后学习的自觉性，是对学生主动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后者主要依靠教师讲授，学生处于被动性学习状态。

    这种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沿袭多年的教学模式，如今已显疲惫之态，力不从心了。原因便在于这一目标的设定和实现目标手段的多年凝固化。实际上，学理性的思考并非完全拒绝趣味性的激发机制。寓教于乐是儒家教育理念之基石，而寓理于趣则可谓这种教育理念的常态表现，甚至表露于文学创作之中，宋人苏轼诸多“理趣诗”足兹证明。既然学理性并不排斥趣味性，高校教师们倒可以从“百家讲坛”的娱乐性学术中借鉴一些激发趣味的教学手段，融入枯燥的理论宣讲。如讲授《世说新语》时，可以让学生寻找一下《世说新语》中的帅哥共有多少位？再进而追问这些帅哥的“美”有些什么特点？魏晋文人自称时常以“身”标榜，又是为什么？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学生们兴趣盎然，在学习中深刻领悟到魏晋文人的心灵苦涩。

    从猎奇式的吸引眼球到启发式的文本解读。

    “百家讲坛”中的确充斥着诸多奇异得令人惊叹的结论，如将孔子“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之“小人”等同于幼小之孩童，如把关于秦可卿的全部描写看成是一部《红楼梦》的精髓……不得不承认，恰恰是这些标新立异的结论，吸引了广大受众的浓厚兴趣。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必须立足于文学史的实际，必须向学生传达经受得起学界推敲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过度的标新立异显然是对教学的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四平八稳的教学也会让学生感到失望。如果教师善于引领并开拓学生的解读空间，课堂教学一定能够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一是运用新的理论视角，诸如叙事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如在分析《西厢记》中莺莺的性格时，传统社会学批评强调的是莺莺反封建礼教的精神。这种批评自然不无道理，但却无法解释莺莺欲拒还迎的种种“小性儿”。如果换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予以分析，则可将莺莺的心理分成意识与潜意识两大层面，意识层面的超我是对礼教规范的畏忌，潜意识层面的本我则是青春意识萌动后的爱情冲动，意识遏制了潜意识的冲动，然潜意识并非被彻底控制，所以莺莺“在人前巧语花言，背地里愁眉泪眼，没人处便想张生”。

    二是探本溯源的线索梳理。如讲授马致远《汉宫秋》时，先将《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等正史、笔记中有关昭君和亲的材料提供给学生，然后又将汉后文人诗词中咏昭君和亲之作作一番梳理。通过这些梳理，让学生们了解历史与文学两种文献中的昭君形象，再结合元代文化背景分析马致远对昭君和亲故事的改动及其改动的心理动因和文化意蕴，开启学生的解读空间。

    三是细读文本的同时，又能跳出文本，在和作品文本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重新诠释文本。学生阅读文学作品时，时常会被作者的情感牵引而难以自拔。教师在适当情况下介入，提醒学生体认自己的阅读角色，避免陷入作者的情感漩涡，将会更真切地体会作品的文学意蕴。如讲到《三国演义》，教师不妨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关羽的武功果真比颜良等人高吗？然后教师带领学生仔细分析作品中的描写。“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古人打仗讲究刀下不斩无名之卒，颜良正要问明来者何人，关羽却没有遵守这一战争规矩，仗着马快，杀了颜良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可见，关羽斩颜良靠的是赤兔马快！

    综之，或借助有别传统的解读视角，或注重历史线索的梳理，或关注文本表现的细微之处，这种种教学手段，都会因对文本的别致解读而有可能获得不侔于传统见解的新的结论。也许，“百家讲坛”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启发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所说的只是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感受颇深的两点而已。所论是否允当，惟望学界同仁法眼察正。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