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上汉风

    从汉代起，人们对这种研磨工具就不再叫研磨器，而改称砚了。

    汉之前，汉字书写以朱砂书、漆书、墨书并举，所用之研磨器，无典籍与系统的考古发掘实物可考。故夏商周秦虽有研磨器可用，然砚制基本延续史前研磨器。尤为重要的是，秦以前的研磨器基本是古人就地取材，选择自然、适用的石块为研磨器，没有在原石基础上进行加工或刻制纹饰。因此目前只能认定秦以前的砚或研尚处于萌发期，尽管其历史年代远远长于砚的成熟期。

    今就考古发掘，结合典籍记载，可以推论，砚形成于西汉。砚之形成与命名，乃为砚之性质所定。汉末训诂学家刘熙于《释名》（卷六）中将砚之性质概括为：“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无论以研石压研抑或直接以墨条研磨，形式不同，其结果均以“研”之外力推动，使墨“和濡也”。刘熙此话言明研墨之工具与行为，于汉时已成定制。

    砚形成于汉，典籍于史有据。汉代班固在《汉书·薛宣传》中说：“薛宣为左冯翊，性密静有思，省吏职，求其便安，下至财用笔砚，皆为设方略，利用之，省费，吏民称之。”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正月砚冻释，命童幼入小学篇章。十一月砚冻，幼童读孝经论语。”从上述典籍可以看到，砚在汉时已为日常所用。砚形成于汉，不仅记砚之典籍于史有据，砚之出土发掘也有大量实证。而且汉人制砚已由过去单纯实用及就地取材、随形而用，步入工艺制造行列。汉人制砚不仅于完全意义上完善了砚制整体功能，还于制作中展现了汉人工艺构思。也就是在使用功能和“下意识”利用美的基础上，出现了“有意识”制造美的欣赏功能。这是个质的飞跃。

    西汉时，通常意义上的砚，已经完全形成。从砚形上看，有两种类型。一是饼形砚，即自然扁平形砚开始变为磨制较为规范的圆饼形砚，上附研石。个别砚立面还雕刻有纹饰，有的砚底有字款；二是板研，即以长方形薄石板做底，再配以石研钮或陶研钮。东汉时期，饼形砚发展为砚上配圆雕盖、砚身雕三只附足的砚形。汉三足砚乃为有足砚之发端。

    汉砚为什么是上述介绍的这样形制？砚的形制与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西汉时，墨锭尚未出现，墨成颗粒状或饼状、丸状，研墨时将墨丸置于砚中，以研石压磨碾碎，因而西汉石砚沿袭先秦，多带有研石。东汉开始出现松塔形墨，直接用手持墨即可研磨，因此研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汉代的社会伦理还是处于敬天、奉神、事鬼的时代，汉时审美风尚的功利性也就体现在这些承载着礼乐和神秘主义的造型、花纹等器物上了。漆器、陶器等皆仿青铜礼器，俱都三足，因而把砚台也制成鼎足形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代官砚的主流风格是“神风、雄风（神秘、雄浑）”，神器在上、在庙，其给人的感受是御人、吓人。

    要掌握时代风格，首先要了解时代背景。刘汉政治集团的统治以“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语）”，即以暴力和权术来进行政治统治，集团成员多出于楚地，其文化风格主要是以楚文化（老庄及巫文化）与中原文化融会而成，所表现的雄浑古拙之中，仍带有楚文化特有的浪漫气质和巫的意识。

    汉砚无论是硕大的三足有盖砚还是扁瘦的石板研，整体造型详略得当，特别是在立意上，取大势、略细节，以势写实，以静寓动。其装饰雕刻纹样普遍采用“四神样”、“云雷样”、“方相氏样”等纹饰，在雄浑古拙之中，飘逸出神秘与浪漫之气。规矩与神秘，抽象与写意，耐人寻味。

    魏晋南北朝，古砚上承两汉，下启隋唐。虽时间较短，且历经战火，但砚制的定型与发展，在砚史上划出耀眼的一笔。著名的圆形多足砚是隋唐多足壁雍砚的前世；方形四足砚，开启了后代方形砚的先河。特别是制瓷业的发展，给砚材提供了新的选择，大量圆形瓷砚的面世，促进了砚的发展。同时，泥陶砚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其形制与方石砚和圆瓷砚相同。一般砚面弧形上凸如锅底朝上。此时已开始用墨条直接在砚上研墨，研石遂废弃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