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海角 率性而为

    海南是个移民岛，尤其是现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加剧了文化的多元化与混杂性，尽管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文化的冲击，造成海南文化内部异质元素之间的张力，但是，最终海南以其固有的开放性气质和某种岛民特有的固执性格，不断地生成着一种变通、融和、互补的海南性格和文化生态。

    在海南当代史上，发生过几次重要的移民潮，尤其是1988年建省办特区所导致的“十万人才下海南”。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家的构成，甚至改变了海南读者的主流阅读预期。总体上看，海南文学呈现出书写内容、生活观念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特征，这和重要作家多为移民作家有关。而随着本土作家的成长与成熟，通过对本土生活方式与文化资源的深入发掘，本土作家越来越显示出文学写作方面的优势。这在某种意义上和来自移民作家的激励和压力有关，也和海南不断发展之后新的本土文化的自觉有关。

    多元文化背景交融的创作生态

    移民作家中，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不同的文学风格，比如湖南作家韩少功、蒋子丹显示了神奇的想象力、对语言形式的敏感和某种浪漫的文学气质，而陕西作家杜光辉、张浩文等则显得更为朴拙，更注重厚重的生活本身的质感。

    这些移民作家有些人并不以海南为直接的、主要的背景，比如韩少功在移居海南之后创作的《暗示》、《马桥词典》、《山南水北》及具有广泛影响的中短篇小说仍然以湖南生活的经验为中心。

    蒋子丹的小说更多具有女性主义气质和先锋色彩，具有某种抽象化的诗化风格，新世纪以来的创作虽然较为贴近现实，背景却颇为宽泛和虚化，她更为关心那些一般化的人类生存命题，包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和《动物档案》，以及带有网络写作特征的《囚界无边》。

    李少君在上世纪90年代集中创作的都市题材的小说，也不注重对海口生活氛围和地域风景的描摹，他更在意的是当代商业化都市里青年人的生存境遇。张浩文更多地沉浸在对故乡陕西生活的记忆中，关中乡土生活成为他书写中国人心灵变迁的载体。而杜光辉对关中生活的书写，更多表现为对传统人格理想或平民中蕴藏的道德力量的信赖，如《大车帮》。陕西移民作家孙皓辉在海南生活多年，创作出了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更为典型地代表了陕西作家的抱负——他试图以“秦人”的眼光重构中国三千年的历史。而来自北京的作家晓见，则更具有现实关怀和政治意识，更乐于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复杂关系中理解人物命运，结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另外，来自江西老区的张品成则热衷于书写红军时期的革命历史故事，以现代观念重新理解革命战争所代表的理想主义。

    但是，这些移民作家对原来的生活经验的书写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文化系统，被海南文化赋予了新的意义，更准确地说，是当下的海南经验使他们激发了“往回看”的冲动，并重构了他们的文化记忆，他们选择性书写了他们的生活记忆。对于有些作家来说，这种来自海南生活的激励正是促使他们从事文学写作的内在动力。由于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本真的生活传统，相对于内地来说，海南生活形成了一种崇尚自然本色、热爱性灵自由的人生观念，这使海南的作家，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具有一种共同的作家理念，那就是生态主义的创作理想，这也决定了他们普遍具有一种“向后看”的文化心态，对于现代商业文化和技术主义文明表现出某种不信任。于是，对于移民作家来说，他们习惯于到仍然保持着更多前现代文化的故土生活中寻找人生的意义，而对于本土作家来说，则更钟情于在生活记忆中去寻找生活的价值源泉。这其中，自然含有对现代生活的批判意味。

    寻找生活和文学的真味

    绿色文学理想的形成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折具有深刻的关联。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作为得改革风气之先的经济改革的前沿地区，社会的一般价值尺度也较早发生了变化：物质生活高于一切，精神生活暂时退居其次。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转型时刻，人们在海南更能清晰地感受到社会价值尺度和精神方向转折的强度与突兀。在传统社会内部局部性的，突然性地生长出来的市场社会，对海南的自然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心灵敏感的人们带来了焦虑和生存的惶惑。物质对于精神的挤压，很自然地产生了双重结果：既驱逐了文学的生存空间，也导致了美学的激烈反抗，尤其是对那些怀着浪漫梦想下海南的被称作“人才”的外来者来说，更是如此。

    当然，正如海潮退去后露出日常细致的沙滩一样，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海南经济遭受挫折，市场喧嚣掩盖下的闲适的生活趣味又浮现出来。于是，海南的作家在这涨落之间，更加清晰地找到了生活和文学的真味。

    市场社会的反向挤压，与挤压之后散淡的文化、生活氛围的有力承托，共同催进了海南文学的生长。散淡的，甚至带有某种享乐主义气息的城市文化与市民文化氛围，或许是海南文学生长更为重要的基础，是它的看不见的岩层与潜在的根基。不过，海南的这种生活格调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否也融入了对经济狂热期的反省的潜在意味？

    对于本土作家来说，这一社会历史的转折则带有深重的创伤性意味，他们重视对海南自然生态的描述和对本土文化的开掘。崽崽是本土小说家的代表人物，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书写海南市井生活，并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其代表作《我们的三六巷》展示了一卷当代海南的市民生活史和风俗画，通过对新旧几代市民和新移民的生动描摹，小说既呈现了海南社会在外来冲击下的精神惶惑与历史蜕变，又揭示出蕴藏在海南本土深处的恒常的文化性格：它淳厚、宽容、淡泊功利，有时又显得固执、褊狭，这构成了海南市民生活的精神背景和伦理底色，即使是那些小奸小坏，也坚持着质朴的道德底线，不失原始正义感。

    林森的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显示出年轻作者出色的才华，它别具韵味地展示了炎热潮湿的海南小镇的生活氛围，林森以舒缓而不动声色的叙述，编织起家族叙事的经纬线，写出了本土的海南人对现代生活与外来时代冲击的创伤性体验与不知所从的困惑，以及蕴藏在海南生活内部的顽强生命力。

    对于移民作家的作品来说，往往带有直接或潜在的批判现代生活的意味，这以大量的“闯海南”系列小说为突出代表。在某些小说中，这种生态主义的批判意味甚至表现得非常强烈，如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唐彦的《天堂岛》和胡彬的《车祸》。《车祸》敏锐地向沉浸在汽车梦中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作为一个精彩的寓言，它对以汽车为代表的现代化梦想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也揭下了所谓“精英阶层”的华丽外衣。

    “爱美”的创作追求

    商品经济的社会规则使得文学的环境相对宽松，加之“天涯海角”的地理位置，这使得海南的文学写作较为容易地保持轻松的心态。

    海南不设专业作家，但是民间自发的创作热情却很高，省作协会员500余人，相对于全省800多万人口来说，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员的比例颇高。海南作家的文学创作更多地是出于一种进行文学表达的热情和对文学的单纯的理想。这其中，有的作家痴迷于对文学艺术本体的探索，更多的作家则是试图通过文学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因此，对于众多海南作家来说，文学更多地带有“爱美”的意味，因而具有了自由率性甚至自得其乐的可爱品格。

    在海南小说家中，女作家杨沐善于把握当代女性顽强寻求自我的曲折内心历程，在物质主义盛行、爱情神话褪色的时代，杨沐最令人难忘的是关于当代女性情感经历的小说，如《阿纳提的牵马人》、《力·量》、《猜一猜，谁是你的情侣》等，在表面看波澜不惊的人物关系中，杨沐营造出人物情感变化的戏剧性，在情与欲的纠缠中，把当代女性的精神困惑呈现得优雅、感伤而又惊心动魄。严敬是一个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家，他对文学的形式感有着近乎苛刻的挑剔态度，竭力追求着文学表达本身的独特，他似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逻辑不太关心，而更醉心于用语言搭建一个新的世界，奇妙的是，严敬的小说总给人一种似真的幻觉，而最后他又将这种幻觉打碎，从而全面质疑了现实世界的逻辑，这使他的小说总是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和诗性色彩。

    对复杂的现代生活经验开掘不够

    相对于那些人口众多、文学传统悠久的文学大省，海南总体的文学水平还不算太高，尽管拥有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作家，但整体队伍结构还不太理想。

    当然，海南的地理、文化、生态环境也使文学写作容易具有某些先天的缺点，这些缺点往往是和优点连在一起的，是一体两面。如亚热带四季常绿的美好生态，海洋自然景观和注重闲适格调的生活氛围，既有效地激发了文学创作的热情，又可能导致了创作的模式化与精神的肤浅。海南的美好景观和生活氛围过于轻易地唤醒了传统的审美意识，却已不可能再得到传统的美学精髓，但又未能有效地融进时代的新质，这多少导致一些作家对复杂的现代生活经验开掘不够。而缺乏深厚文化积累的散淡的市民生活格调，也往往导致某些作家过分认同市俗的生活逻辑，限制了在平易之后进一步追求精神高度的文学冲动。   

    （作者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海南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