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985重大项目“钟敬文全集”“搜集整理钟敬文先生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中华读书报》刊发文章”子课题的工作。通过“光明日报60年图文电子版”,检索出钟敬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包括诗作),共计49篇,七万三千字左右;检索出钟敬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包括诗作)28篇,两万四千字;钟敬文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5篇,八千多字。合计82篇,十万五千字。钟敬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据我所知,钟敬文是本报众多作者中发表文章时间跨度最长的作者。
1949年7月2日,《光明日报》创刊不到一个月,钟敬文在《朝阳》副刊第17期、“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刊”第1期,发表了在本报的第一篇文章《我们欢欣鼓舞》。而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是2001年10月24日《文荟》副刊上的诗作《拟百岁自省一律》,两个半月后——2002年1月10日,钟敬文先生逝世。钟敬文作为光明日报的作者前后长达52年。
钟敬文(生于1903年3月30日)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生致力于教育和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研究,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同时又是现代散文作家和学养深厚的诗人。
1949年5月,钟敬文和避难在香港的一批文艺界人士来到北京。7月,钟敬文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时《光明日报》的副刊编辑巴波也是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他是1948年从香港回到解放区的,可能认识钟敬文。很快钟敬文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关心民间文艺的朋友们集合起来》。文末注明写作时间和地点为“1949年6月27日翠明庄”,显然是写于第一次文代会之前。这是钟敬文的一篇重要文章,因为在文中提出了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建议。
文代会结束后,钟敬文留在北京,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同时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兼课,开设“民间文学”等课程。他住在石驸马大街20号(现新文化街47号),与石驸马大街90号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和印刷厂(现已拆除)是斜对面,来往非常方便。彭燕郊1949年7月从香港到北京,在《光明日报》副刊当编辑,1950年3月1日创办了《民间文艺》周刊,钟敬文积极参与了编辑工作。第1期发表了钟敬文的《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并在作者附记中写道:“《民间文艺》周刊创刊,编者要我写点‘导言’式的文字,我匆促地写了上面这些。”他随后在此基础上撰写的长篇论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发表,落款说明:“1950年开国纪念日前夕脱稿”。
在《民间文艺》周刊,钟敬文发表了大量文章。而这个周刊出到第35期(1950年11月19日),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想停刊有两个原因:一是彭燕郊离开光明日报到湖南大学任教,二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1950年3月成立后,钟敬文任副理事长,为实际负责人,较多精力投入到研究会的工作,特别是投入到创办《民间文艺集刊》的工作中,这是新中国第一份民间文艺研究的专业期刊。1951年1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启事:“《民间文艺》周刊暂行停顿。所剩文稿,拟移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艺》周刊停刊后,钟敬文仍然为《光明日报》撰写关于民间文艺的文章,如1953年4月7日,为庆祝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的召开,写有《进一步挖掘和发扬人民固有的艺术创造》。1954年3月1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创刊,编辑方法采用社外编委制,钟敬文是编委之一,参加了编辑部组织的座谈和笔谈。
1952年院系调整后,钟敬文任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并先后兼任校副教务长、科学研究部主任、中文系主任和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于是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些与教育有关的文章,如1954年6月27日的《谈升学问题》。
在钟敬文作为光明日报作者的52年中,有两个活跃的时期,一个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七八年间,也就是上面写到的他为光明日报写作和参与编辑的时期。可惜由于1957年荒唐的反右斗争,钟敬文被划为右派,成为批判对象。此后近二十年,《光明日报》上极少见到他的名字。
钟敬文重新为光明日报写作是上世纪70年代末,即1979年1月14日的《可不可以添设个恳谈室?》。文章一开头就说:“今年新年第二天,中国文联邦重地举行了迎新茶话会。多年来没有举行过这类性质的集会了。它的出现,本身正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我们过去某种好的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它的意义决不是平常的。”这篇文章标志着钟敬文作为光明日报作者的第二个活跃时期,20多年共发表文章和诗作近30篇。
我是1987年6月13日第一次到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采访钟敬文的。此前,因为参加中国民俗学会的年会和学术讨论会,对于担任理事长的他有一些了解。这次采访,一是为《东风》副刊约稿,二是采访民俗学的现状,并根据他所谈的内容,写了一篇访问记《钟敬文谈民俗学现状》(发表于《深圳特区报》,后来钟敬文把其作为附录收于自己的集子《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此后,我多次去“小红楼”向钟敬文约稿。他在友谊医院住院期间,我也到医院去看望过。2001年4月底,他嘱助手寄来《知识分子是中流砥柱——谈谈抵制学术腐败》一文,要我转交《中华读书报》发表(5月23日见报)。而《拟百岁自省一律》,是钟敬文先生寄给我的最后一篇稿件。
一张报纸,离不开记者编辑,也离不开作者。众多作者的支持,是报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光明日报在民间文化和民俗学界颇有影响,同钟敬文先生这位超过半个世纪的作者是分不开的。
(本报记者 宫苏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