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秦始皇的海洋意识

    自春秋时期起，中原以外地区政治势力崛起，即《史记·周本纪》所谓“齐、楚、秦、晋始大”，《齐太公世家》所谓“唯齐、楚、秦、晋为强”。这些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政治实体迅速强盛，出现了《荀子·王霸》所谓“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的局面。至战国时期，战国七雄的迁都方向多显示出向中原靠拢的趋势，说明中原在统一进程中的文化重心地位重新受到重视。秦统一后，情形又发生了变化。北河与南海的经营，体现出其扩张的趋向。另一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秦始皇“东抚东土”，“乃临于海”的实践。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秦始皇对海洋的关注，可以看作一个特殊的典型，除此后汉武帝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外，其他人皆难望其项背。而秦皇汉武东巡海上的表现，刺激了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的社会热情，中国人的航海能力与早期海洋学的进步，也因此获得了有益的条件。

    “并一海内”成功与“天下”“海内”理念

    秦始皇实现的统一，并不能简单地以杜牧《阿房宫赋》名句“六王毕，四海一”加以概括。秦帝国版图的扩张，除“西北斥逐匈奴”，“徙谪，实之初县”（《史记·秦始皇本纪》）外，还包括对岭南的征服。战争的结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南越列传》所记载的“南海”等郡的设立。

    春秋战国文化典籍中“天下”语汇的频繁使用，体现统一理念得到诸家学派的认同。与“天下”往往并见的政治地理概念，还有“海内”。如《墨子·非攻下》“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荀子·不苟》“揔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及《成相》“天下为一海内宾”等。《韩非子·奸劫弑臣》“明照四海之内”，《六反》“富有四海之内”，《有度》“独制四海之内”，则以对“海内”的占有和控制宣示绝对权力全面专制的理想，如《饰邪》“强匡天下”，《初见秦》“诏令天下”，《大体》“牧天下”。秦始皇琅邪刻石有“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的说法。王绾、冯劫、李斯等议帝号时所谓“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都是在这一认识基点上对秦始皇功业的肯定。在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论中，李斯所谓“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秦始皇所谓“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周青臣所谓“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淳于越所谓“今陛下有海内”等，也都沿袭着这样的语言习惯。

    秦始皇关注沿海地方的种种表现，应当与这种天下观和海内观作用于政治生活有关。通过琅邪刻石“东抚东土”，“乃临于海”，之罘刻石“巡登之罘，临照于海”，“览省远方，逮于海隅”，以及“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等，都可以透视出这种政治理念的影响。

    “议功德于海上”的政治文化意义

    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五次出巡，其中四次来到海滨。这当然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见关于秦帝国海疆“东有东海”，“地东至海”的政治地理意识有关。秦始皇多次长途“并海”巡行，这种出巡的规模和次数仅次于汉武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登泰山之后，“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秦始皇行至琅邪的特殊表现，尤其值得史家重视：“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远程出巡途中留居三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举动。这也是秦始皇在咸阳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而“徙黔首三万户”，则达到关中以外地区移民数量的极点。“复十二岁”的优遇，则是秦史上仅见的一例。这种特殊的行政决策，应有特殊的动机。战国秦汉时期位于今山东胶南的“琅邪”作为“四时祠所”所在，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交通线上的名都。《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指出往“亶洲”的航路自“琅邪”起始。又《汉书·地理志上》说秦置琅邪郡王莽改称“填夷”，而琅邪郡属县临原，王莽改称“填夷亭”。以所谓“填夷”（即“镇夷”）命名地方，体现其联系外洋的交通地理地位。《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说到“东夷”“君子、不死之国”。对于“君子”国，李贤注引《外国图》曰：“去琅邪三万里。”也指出了“琅邪”往“东夷”航路已经开通，且有相关里程记录。“琅邪”也被看作“东海”重要的出航起点。秦始皇在“琅邪”的特殊表现或许有繁荣这一重要海港，继越王勾践经营琅邪之后建设“东海”名都的意图。这样的推想，也许有成立的理由，而要探求秦始皇进一步的目的，却已经难以找到相关证据。

    秦始皇在琅邪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即与随行权臣“与议于海上”。琅邪刻石记录，秦始皇“至于琅邪”，王离等重臣十一人，“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司马迁所谓“议于海上”，张守节《正义》称“议功德于海上”。对照《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宿留海上”的记载，可以推测这里“与议于海上”之所谓“海上”，很可能并不是指海滨，而是指海面上。秦始皇集合文武大臣“与议于海上”，发布阐述国体与政体的文告，应理解为站立在“并一海内”、“天下和平”的政治成功的基点上，宣示超越“古之帝者”、“古之五帝三王”的“功德”，或许也可以理解为面对陆上已知世界和海上未知世界，陆上已征服世界和海上未征服世界所发表的政治文化宣言。

    “梦与海神战”的心理背景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曾经有“渡海渚”，“望于南海”的经历，又“并海上，北至琅邪”。《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方士徐巿等解释“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的原因在于海上航行障碍很多：“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随后又有秦始皇与“海神”以敌对方式直接接触的心理记录和行为记录：“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亲自以“连弩”射海中“巨鱼”，竟然“射杀一鱼”。对照历代帝王行迹，秦始皇的这一行为堪称空前绝后。而“自琅邪北至荣成山”，似可理解为当时的航海记录。

    通过司马迁笔下的这一记载，我们看到秦始皇以生动的个人表演，体现了探索海洋的热忱和挑战海洋的意志。《论衡·纪妖》将“梦与海神战”事解释为秦始皇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凶兆：“始皇且死之妖也。”王充注意到秦始皇不久即病逝的事实：“始皇梦与海神战，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鱼。自琅邪至劳成山不见，至之罘山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邱而崩。”王充的分析，或可以所谓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意得欲从”在晚年益得骄橫偏执的心理作为说明。通过王充不能得到证实的“且死之妖”的解说，也可以看出秦始皇“梦与海神战”确实表现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特殊性格和异常心态。

    “入海求仙人”：海洋探索的特殊形式

    前人多将秦始皇东巡海上的动机简单归结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据司马迁记载，秦始皇第一次东巡来到海滨，似乎还没有得知方士关于海上三神山的学说。他期望接近海上仙人，是稍后的事。《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即帝位不久，即“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这里所说的“八神”，祀所至少有一半在滨海地区。行礼祀“八神”，体现出来自西北的帝王对东方神学传统的全面承认和充分尊重。而所谓“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则见于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记录中。

    正是在“东游海上”的行程中，秦始皇接受了方士的宣传和鼓动。燕齐海上方士是参与开发环渤海地区早期航运的知识人。他们的海洋探索因帝王们的长生追求，获得了行政支持。方士以富贵为目的的阴险的政治诈骗和以航行为方式的艰险的海上探索，构成了他们知识人生的两面。《汉书·艺文志》列入“天文”家的论著不少：“《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当中很可能载录了海上方士们的航海经验和海洋思想。秦始皇追求海上神山奇药的迷妄，使得帝王和方士的合作，还成就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海外移民。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伍被的说法，在听到方士转述“海神”的承诺之后，“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李白《古风》诗赞颂秦始皇的功业，表扬了他的“明断”“大略”：“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李白同时又讽刺秦始皇迷信长生不死，最终却仍逃脱不掉归葬骊山：“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鬛蔽青天，何由覩蓬莱。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其中“连弩射海鱼”数句，似并无贬义。《史记·秦始皇本纪》描述了秦始皇陵地宫的设计：“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似乎也表明陵墓主人对大海的向往，至死仍不消减。又“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对于“人鱼”有多种解释。按照裴骃《集解》引《异物志》的说法，这种鱼“出东海中”。宋人曾慥《类说》卷二四引《狙异志》“人鱼”条称之为“海上”“水族”。明黄衷《海语》卷下《物怪》也说到海中“人鱼”。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陵墓设计意图，“三泉”之下荡动着的“大海”的模型，陪伴着“金棺”之中这位胸怀海恋情结的帝王，而来自海产品的光亮，也长久照耀着他最后的居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