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河南的修武举行了一次“竹林七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竹林七贤”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也是国际汉学界研究的对象。
魏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在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七位名士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略晚,性格各异,大都“越名教而任自然”、“弃经典而尚老庄”。七贤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他们的诗歌和音乐著作均被著名汉学家翟理斯、赖德烈、博乐山等翻译成不同的文字,“竹林七贤”的思想也被宇文所安、侯思孟、高罗佩、马瑞志等汉学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研究历史我们便会发现,七贤崇拜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七贤”最早见于《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是目前已知的世界文学中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中流传,经过千百年的加工提炼,终于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至前16世纪)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在这部巨著中,有“七贤”给美索不达米亚七个城市带来文明的记载。
古希腊亦有七贤,他们是普林纳的毕阿斯、斯巴达的契罗、罗得岛的克莱俄布卢、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列斯保岛的庇塔库斯、还有雅典的梭伦和米利都的泰勒斯。现代人了解较多的只有立法者梭伦和哲学家泰勒斯两人。梭伦,出生于公元前638年的雅典,死于前559年,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和诗人,曾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泰勒斯被认为是西哲鼻祖式的大家,是梭伦同一时期的哲学家,他出生在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学会了天文和几何知识,创立了爱奥尼亚学派,通过自然现象去寻求真理。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泰勒斯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
但也有史书将泰勒斯与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毕达格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并称为“希腊七贤”。
在《汉藏史集》中有“吐蕃七贤臣事迹”的记载,记述了从雅砻部落到吐蕃王朝千年文明发展历史中的七位贤臣。比如贤臣之一的茹勒杰,一生致力于农业发展,将草滩开垦为农田,驯养牛羊家畜,倡导夏草冬储,使吐蕃原始的生产方式得以改进。还有拉布果噶,大力提倡蓄湖积水、引导溪水灌溉农田,促使农作物产量提高。他们之中最有名的是吐弥·桑布扎,他是藏文的创始人,文字的运用,是吐蕃之所以为吐蕃的根本所在,后人尊其为吐蕃七贤之顶。纵观整个吐蕃时代,对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远不止七位良臣,“吐蕃七贤”是后世史学家特别筛选的,显示出七贤崇拜的影响。
在韩国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竹林七贤”的存在。在高丽王朝时期,重文轻武,文武大臣之间矛盾很深,武人备受压抑。1170年终于发生了武臣之乱,大肆杀戮文臣,不少有才能的文人被赶出政治舞台,他们只好组织成一些文人小团体,诗酒酬唱,发泄不满,作消极反抗,“海左七贤”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在美国也有“建国七贤人”的说法,他们将富兰克林、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杰伊、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对美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伟大人物汇集在一起,并称为七贤。
众所周知,佛教亦有七贤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指出“竹林七贤”并非真的有竹林存在,而是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
其实七贤崇拜只是七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七崇拜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建立古巴比伦王国的闪米特人相信七曜皆神,对他们都加以崇奉,并确信他们轮流执政,主宰着人间的沧桑。于是,闪米特先人把对七星神的敬畏演化于他们古老的宗教中,他们造七座坛、献七份祭礼、行七次叩拜之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七”从他们虔诚的图腾崇拜礼仪中抽象出来,成为一个隆重的符号。“七”在圣经里是一个神秘的数字,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世界,在第七天造出人类,用亚当的第七根肋骨造了夏娃,人类有七罪七罚,撒旦的原身是七头火龙。在佛教中昔日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参悟人的生老病死,参悟人生的规律。之后“七”就在佛教中广为应用。大家十分熟悉的孙悟空七七四十九天炼出火眼金睛,唐僧师徒历经七七四十九难才取得真经。
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和古史记载里,舜文化就有对数字七崇拜的特征,《尚书·舜典》明确记有:“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周七日的纪日方式早在周代就传入了中国。在《周易》中亦有“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记载。
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就有以中国的“竹林七贤”为体裁的绘画作品,还有七贤岭这样的地名,中国的许多地方也有七贤镇,可见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人们对于他们的风骨还是充满了向往。
(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