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张世秋。
解决环境问题要服务于民众福利改进
记者:十八大报告首次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对于这个变化,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张世秋:生态文明所强调的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对中国而言是能否实现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面临的冲突依然尖锐,不少地方还坚持“唯GDP至上”。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充分考虑环境污染给人体健康、人民生活福利带来的影响。只有考虑到这种影响,才能制定适合的政策,推进产业发展,并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均衡发展。尽管收入是民众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GDP并不是代表民众福利的唯一指标。
寻求后发优势,中国不仅要瞄准当前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还应着眼于未来全球经济贸易合作模式的变化趋势,找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和资源,占领未来市场。这不仅是经济战略的考虑,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追求的目标。
种种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都要服务于本国民众福利的改进。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它从理念落实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落实为具体行为的改变和技术的不断更新上。这要求政府在环境保护和资源配置上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既要有明确的制度安排,又要制定有效的政策去引导,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保障和推力。
推动区域协作改变“绿色贫困”
记者:生态文明建设会在资源配置上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张世秋:生态文明建设有希望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要素,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不断提升区域、城市的生态功能和环境效益。
基于现有行政区划单元的区域发展模式,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正在不断突破空间范围的限制。这种突破包括超行政范围的市场覆盖,资源流动加速、跨越半径扩大以及环境容量资源甚至污染物的跨区域流动。这其实也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对区域发展提出的新挑战。
区域间的环境资源流动(包括好的资源和不好的资源)关系还没有很好地体现在现行的管理制度上。比如环境管理制度的属地管理模式,当地政府只对本地的环境问题负责,而不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对其他区域发展的影响。
因此,应考虑怎样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借助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和资源流动关系,形成区域环境管理模式,即建立一种协作和合作机制。
区域间的资源配置或不同区域的发展,很重要的问题是防止环境污染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区域环境管理模式的形成,将有助于阻止这种区域间的转移,有助于防止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同时实现区域环境与发展的成本共担、效益共享。
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些资源在市场配置的过程中并没有变成现实的收入,造成“捧着金碗去讨饭”的现象。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绿色贫困”。要改变“绿色贫困”,就需要全社会对这些地区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生存发展成本予以承认,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服务功能支付制度。
生态补偿是对放弃了某种发展方式而给予的适当补偿,生态服务功能支付则更进一步,即任何一个保有自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存量并提供某种服务的主体,应该和提供其他生产品的主体一样,获得市场的承认。
建立生态服务功能支付制度其实是强调了环境管理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受益者支付原则。该原则强调不仅污染者要支付资源环境成本,受益者和使用者也要支付资源环境成本。只有生态恢复、生态重建的这种努力得到社会认可,才会有更多的企业、个人、区域投入到这一过程中来。
革新环境经济政策,形成适宜价格
记者:无论是低碳经济、绿色经济,还是循环经济,都是界定某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目标,代表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生态文明建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张世秋:概念的变化和共同的发展诉求,最终的目标是寻求解决环境问题,形成经济—社会—环境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环境管理制度还不足以实现经济的绿化,因此必须推进环境经济政策的革新。
环境经济政策是指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保险等经济手段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环境经济政策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机制。
环境经济政策变革的核心内容是形成适宜的价格,这个价格不仅是企业的生产成本,还要反映资源和环境的成本。建立环境资源就是资产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体现到政策制定、社会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创建一个有利于环境友好的企业和技术的市场竞争环境。
应尽快制定实施环境和资源税收政策。资源是有价格的,现在资源的价格被普遍低估。环境治理是需要代价的,而很多企业尚未支付相应的代价。应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保证那些为了保护全民环境资产而放弃了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地区及群体的利益,进而从实质上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改善社会福利。
(本报记者 冯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