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幼师“无罪释放”的多维解读

    日前，备受舆论关注的温岭虐童案当事人颜艳红，在经过一波三折后被警方以“不构成犯罪”为由释放。“不构成犯罪”即“无罪”，这种“似在民意之外、却在法理之中”的处理结果，不仅让受害者家属大惑不解，也让人们顿生无可奈何与意犹未尽之感。透过对颜艳红“无罪释放”的多维解读，人们或许更需冷静反思与务实警醒。

    “无罪释放”体现了独立与理性的司法精神。面对从依法刑拘到无罪释放的逆转，温岭警方颇显无奈：“从目前我国现有法律上来讲，颜艳红的行为确实无法构成犯罪，作出这个释放决定也是没有办法的。”尽管这种“无奈”与对此声讨、“严惩”的如潮民意相悖，但却折射出司法部门对案件事实的尊重和法规条文的依循。正是恪守了“疑罪从无”和“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精神，颜艳红虐童案才因“证据不足”而没被套用刑法所列虐待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和侮辱罪等治罪条款。“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为祸更甚”。虐童案当事人被“无罪释放”，彰显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司法不受社会舆论左右的公平公正。

    “无罪释放”折射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软肋。诚然，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载有“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的规定，但由于该条款的法律定性过于原则和笼统，导致其震慑和惩戒功能大打折扣。加之刑法中“虐待罪”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界定，导致司法部门无从对温岭虐童案当事人的行为对号归罪。于是，人们在围观此案时，更应把关注点指向“虐童入罪”的立法空白，呼吁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或将“虐待罪”的适用范围扩至涉及与儿童权益相关的所有领域。

    “无罪释放”还需对校园虐童深度反思。无论是从公众对校园虐童案频发的质疑出发，还是从颜艳红事件成“烫手山芋”的角度考量，人们对温岭虐童案的反思都不会随着当事人的“无罪释放”而终结。比如，教育部门的疏于监管，部分教师的“情绪化”教学，教师师德师风的制度化考核等等。强化对幼教从业资质的把关，建立对教师不良情绪的疏导机制，健全对师德师风的检查与监督，完善惩处虐童行为的司法制度，应当成为遏制校园虐童案频发的治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