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朋研究要“贴得近、拉得开”

    本次纪念王十朋诞辰9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宋史研究会作学术指导。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李春林、浙江省社科院院长迟全华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致欢迎辞。国务院参事、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小南在闭幕式上致辞，认为王十朋是南宋士大夫的优秀代表，王十朋研究要“贴得近、拉得开”，做好历史与现实有效贯通，实现历史人物研究与地方文化研究良性互动。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8篇，论及王十朋文学成就、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政治主张及实践等领域。

    不少论文对王十朋政治主张、行政实践和交游情况进行了陈述分析，从中呈现南宋的政治生态和士大夫的心态处境，指出王十朋在此背景下的言行价值和影响，并对后世有所启发。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杨国宜的《略论王十朋的民事思想》，在考查王十朋民事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后，又从“在中央朝廷的忧国爱君之事”和“在地方政府的忧民爱民之事”两个角度详述了王十朋民事思想的具体内涵，再进而概括王氏政治思想的特点和地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贾玉英的《王十朋言事与弹劾实践初探》，认为言事与弹劾实践是王十朋仕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苗书梅的《王十朋的治家与从政》，认为王十朋治家以孝为先，提倡家庭和睦，以儒为业，尊重知识；为官正直、清廉，勤政为民等，对于当今社会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宇的《王十朋帅夔小考》，认为王十朋知夔州的同时也担任夔州安抚使。安抚使和知州的职权与管辖范围有很大不同，这一职务拓宽了王十朋的政治视野和阅历，也考验他的行政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葛金芳的《从王十朋的治郡实践看其施政理念》，在12世纪60年代这个时代背景下对王十朋的治郡实践进行评价。

    王十朋主政过的绍兴、湖州、饶州、夔州等地，此次皆有学者提交会议论文，为考察王十朋治郡理念、实践提供鲜活的资料。绍兴文理学院邹志方提交的论文《事业浩无穷：王十朋与绍兴民事堂》，列述了王十朋关心民事的若干诗文及其所流露的思想，肯定了王十朋留在绍兴的政绩和思想。湖州师范学院朱如意、陈洁的《困境与应对：王十朋湖州施政研究》，以王十朋湖州施政为研究个案，深入考察了南宋州县长官施政时面临的困境、应对之策，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士大夫文化心理结构。江西省鄱阳湖文化研究会汪填金的《王十朋和饶州楚东诗社》一文，介绍王十朋在饶州任职期间与同时在江西任职的四位主战派官员结成“楚东诗社”交游、唱和的情况，从中可窥南宋士大夫的结社状况。重庆奉节县诗城博物馆赵贵林、赵桉的《王十朋在夔州》，介绍王十朋在夔州的政绩：刻石于庭励官师、种树绿化、修义泉、筑社坛、修城池。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汤勤福、王蕾的《读〈与王龟龄〉兼论朱熹对王十朋的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顾宏义的《王十朋与朱熹交游考》，都提到了王十朋与朱熹的交往，以及后者对王氏的评价。两篇论文都注意到了朱熹《与王龟龄》的史料价值，并作了翔实的考证。关于朱熹对王十朋的评价，两篇论文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朱对王的“学”（理学）评价不高，但对其品行（治政）和文章则赞誉有加。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邦炜以《王十朋的巴蜀情缘》为题，介绍了宋代巴蜀士风的同时，也凸显了王十朋“不欺”的节行与对金主战的政治主张，认为王十朋“在宋代全国史、宋代巴蜀史上都有其必不可少的一席之地”。

    无论是宋代，还是当代，对王十朋的人格气节、爱国爱民思想的评价始终如一。他以儒术经世致用，有使当时人身为服膺、并为后世儒者所赞叹的出色表现。

    北京大学中文系钱志熙的《论南宋名臣王十朋的学术思想与生平业绩》，全面地探讨王十朋的生平学术与政治上的作为，指出王十朋在思想与文学上是直接继承提倡文以明道的唐宋古文家们，推崇以文明道，以韩、欧之正为尚，而兼究柳苏之奇。张邦炜的《王十朋的巴蜀情缘》也涉及这一内容，认为王十朋力主唐宋四大家的论说，为后来“唐宋八大家”之说奠定基础，特别是王氏推崇大苏，对于南宋“尚苏氏文章”，以致苏轼在当时文名大增、南宋文风为之一变，都有一定的促成之功。

    南昌大学历史系俞兆鹏的《论王十朋的法权思想——王十朋〈廷试策〉初探》，以《廷试策》为切入点，研究王十朋的经学致用思想。王十朋向宋高宗提供了揽权以守祖宗之法的治国之道，主张法大于权和依法行政，这种法权思想对推动中国司法制度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王十朋淹通经学，并非单纯的学问兴趣，而是有现实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后来的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出来的。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杨国宜的《论王十朋的民事思想》论及这一点，在条分缕析浙东地区的学术渊源和宋元之际温州士人师承关系、王十朋民事思想与陈傅良思想的关系等因素后，把王十朋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明确为“永嘉（浙东）事功学派的先驱”。这一看法与乐清社科联吴济川《王十朋的经世思想与永嘉事功之学》一文观点基本一致。

    浙江大学历史系何忠礼的《王十朋与宋代科举》，从科举制度研究入手，指出像王十朋这样的贫寒子弟能够进入仕途，是由于宋代的科举制度是较为完善的取士制度。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朱瑞熙的《王十朋的人性论初探》，从宋代社会结构变革的大背景入手，以王十朋的《性论》切入，研究王十朋对人性的认识。中国计量学院何兆泉的《论王十朋的风教思想和实践》，认为王十朋自身勤俭持正、忠孝两尽，在以德化民、移风易俗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后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历史财富。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张其凡的《南宋状元王十朋简论》，从“结束秦桧黑暗时代的报春鸟”、“众臣交口荐誉的一代俊才立朝有直声”、“治郡有政绩的名臣”三方面高度评价王十朋的人品学问和政治影响。温州医学院徐顺平《王十朋的高尚品德与思想精神》，认为王十朋之所以为后人仰怀敬重，除了他的为人和业绩外，其渊博的学识、自有风格的诗文也是为人推重的原因。温州社科联洪振宁的《王十朋：影响中国的温州文化导师》，认为王十朋以其包含民生精神诗文的平民性，极大地影响了生成中的温州文化的区域品格，成为了温州平民文化的引导者和开山人。

    王十朋被称为南渡“第一流人物”，以人品、经济、学问著闻天下，而文学成就或为其“名臣”盛誉所掩，读者不甚了解，研究者亦鲜见论及。本次研讨会有6篇论文以王十朋诗歌为研究对象，并作出了评价。

    乐清市赵顺招的《雁荡冠天下——王十朋咏雁荡山诗》，认为王十朋是雁荡开山以来，第一个以大量诗篇赞美雁荡山的诗人。中国计量学院赵素文的《壮志无由补危倾，刚肠悲忧诉忠孝——梅溪诗之悲忧情绪浅解》，探讨王十朋悲忧情绪意象不同的内涵，认为不管是咏叹国事之忧、君主之辱，还是黎民之哀、功业之愤，梅溪诗中的悲忧情绪，都与他作为淳儒的社会担当意识息息相关。乐清市诗词学会高知贤在《伤时眼泪满襟血》一文中，解读了王十朋十首伤时诗，认为王十朋精神对当下社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杭州外国语学校张润秀的《忧患时代士大夫的人格范式及其审美价值探析——南宋状元诗人王十朋咏梅诗词赏读》，认为王十朋的咏梅作品情韵关联，自成体系，研读王十朋的咏梅作品，可厘清其人格特性及其成长历程，有助于勘探宋代诗歌从南渡初期到中兴的演进过程。

    温州大学陈增杰的论文《南渡第一流 余事作诗人——论王十朋的诗》，论述王十朋的诗学渊源和作品内容风格，认为其行役诗独具特色，不作悲凉凄苦之音，局境开朗，襟怀豁达。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陶文鹏的《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认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数量多、成就高。诗人在追求浑然天成中注意锤炼字句，擅长铺排与对仗的艺术功力，在古代山水诗与宦游诗的发展中卓有贡献。

    王十朋的著作辑佚、版本、流传情况也是这次研讨的主要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李裕民的《王十朋著作研究》，对《梅溪集》进行探讨，同时也涉及《家政集》的真伪、价值诸问题，并对今人所辑王十朋诗文作了辨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剑提交的论文《〈全宋诗〉所收王十朋诗歌的两个问题》，对《全宋诗》中5首本为王十朋诗而误作他人诗，4首本为他人诗而误作王十朋诗，进行考证，断其归属。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虞云国的《走向庙堂：王十朋诗文记录之乡绅影像》，以王十朋诗文为研究材料，将王十朋作为典型的个案，剖析南宋士大夫的优秀代表在科举入仕前如何把握“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内在张力。

    王十朋声名的广泛传播，特别在普通民众层面，部分来自于其作为戏曲主人公的影响。以王十朋为主角的南戏《荆钗记》，入戏早，流传广，历宋、元、明、清，至今盛演未衰，有负心类、义男类两类截然相反的舞台形象。浙江省艺术研究院徐宏图的《论王十朋的舞台形象》，认为早期南戏《荆钗记》将其写成负心郎，是由于宋代科举制度及南戏的创作倾向使然，或许与史浩对王十朋的报复有关；明初将其写成义男楷模，是由于文人参与南戏创作，为王十朋翻案，还与改揭露为歌颂的创作倾向有关。

    （张志杰、谢加平、吴济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