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者到作者

    历数我与光明日报的交情，屈指算来，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了。

    那是1962年，我从穷乡僻壤的农村考入县城“最高学府”——林甸一中。那时县里最吸引我们的是文化馆。当年县里没有图书馆，图书馆的职能由文化馆兼任。文化馆有一个阅览室，免费向读者开放，因为我们都是住宿生，周末晚上无所事事，便三五成群地到文化馆去读书看报。就在这里，我结识了《光明日报》。因为我喜欢“文史哲”，还喜欢看文学副刊“东风”，所以总把浏览《光明日报》作为首选，“东风”副刊常常发表当代名人的诗词，如郭沫若、赵朴初的作品，我常常抄到本子上。

    1971年，我从公社调到县委宣传部，担任县委通讯干事，部里常年订有《光明日报》，很多知识分子政策与一些理论走向，就是从《光明日报》上得来的。1979年，我担任中国青年报黑龙江站记者，到北京中国青年报总部后，便一头钻进资料室，寻找黑龙江省的风情特色，想不到我找到的竟然是光明日报记者郑笑枫写的一组报道《金子镶边的地方》。这组报道，不仅告诉我，一个新闻主题可以组合报道，还告诉我，新闻要讲求价值，追求含金量，我做了好多笔记，也从郑笑枫前辈的文章中学到了敬业精神。

    1987年，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火场上，我多次与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李树喜等邂逅。邓加荣因写《台风眼里漏下的小船》，还有《君子兰之谜》而名声显赫。在漠河县城的废墟里，我们住在一顶临时帐篷里。当时，邓加荣因身份等原因，住进了指挥部，条件应比我们戏称“集中营”的临时帐篷好些。在我的1987年6月4日大兴安岭采访日记里这样记述了与邓加荣的邂逅。“《光明日报》的邓加荣，一位老学者，朴实得如同一位农民。当记者前，他曾是北京经济学院的教授，但看不出半点学者的派头。”

    我们在火场奔波月余，采访到大量事实后，直到6月24日才返回北京。因新闻不等人，社里由副总编辑张飙急不可待地联系到光明日报记者李树喜，连载了他写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压力面前，我们决心尽我们所能，用我们采访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从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三个哲学命题入手，写出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报道，后来成为影响业界的文章。

    我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之一。《光明日报》的许多人物报道，包括一些人物命运的揭示，给我印象极深。如张志新、遇罗克，还有栾菊杰（《扬眉剑出鞘》）等。当然，真理标准讨论影响了时代的进程，更值得一提。

    再后来，我由一个普通读者，演变为光明日报的作者。多年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作品近20篇，其中有四篇为整版篇幅的通讯。2009年，我采写的通讯《自主创新：不竭的动力》（发表在《光明日报》当年5月17日），介绍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是如何扶持我国自主知识产权计算机自然语言理解处理的“概念层次网络理论”（简称HNC理论），并推动其产业化，为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努力的事迹。

    50年，弹指一挥间。我与光明日报结下的友谊和缘分是挥之不去的。作为读者，我非常关注光明日报的一举一动，与她同心共振，真诚地希望她健康成长，建设成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作为作者，我仍然愿意做一名光明日报的编外记者，给光明日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作者系原中国妇女报编委、高级记者）

    标题书法：雷收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