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组建的两个大学共同体，两所联大南北呼应，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象征和希望。由于西北联大存在时间较短，人们对它的有关情况大都不甚了解。鉴于西北联大对于西北高等教育产生的巨大深远影响，回顾这段历史极为必要。

    西北联大的组建

    1937年9月10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16696号令：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迁设西安。同年10月11日，《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颁布，明确西安临时大学不设校长，以常委会代行校长职务，徐诵明（北平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北洋工学院院长）、陈剑翛（教育部特派员）4人为常务委员。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1月15日，开始上课。

    当时，西北联大有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等6大学院23个系，共有教授106名，学生1472人（含借读生151人），以文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学生居多。西安临时大学校本部为第一院，在西安城隍庙后街4号（含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第二院在今天的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有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体育系及工学院6系）；第三院在西安北大街通济坊，有法商学院三系（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农学院三系（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医学院（不分系）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等。

    太原失守后，国民政府命令西安临大再迁汉中。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关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令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5月2日上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校本部城固县举行开学典礼，当时仍设6个学院23个系。

    西北联大沿袭西安临大制度，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常委会商决校务。以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为新的校务委员会，常委依然是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后因陈剑翛请辞，教育部派胡庶华接任常委，同年10月，又派张北海任校务委员。

    西北联大的分置

    1938年7月，教育部令将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校；同月，又令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并规定设教育、体育、国文、史地、数学、理化、英语、家政8系及劳作专修科。

    一年后，即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3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加上一年前已独立设置的工学院、农学院，西北联大至此已经从一个临时的大学共同体分置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所独立建制的高等院校。

    西北联大从1938年5月2日举行开学典礼到1939年8月最终分置为五校，存在了仅一年零三个月，即便从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学算起，也不到两年时间。这种情况显然与西南联大将三校合组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大不相同，其中的缘由，还要从全国教育方略及国民政府的西北后方建设战略说起。

    西北联大为何分立五校

    民国以来，教育上的一些弊端已经开始暴露，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的分布严重失衡，二是学科专业设置的严重失衡。

    据统计，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大多数集中于北平、天津和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陕西、青海、宁夏无一所专科以上学校。专业设置方面，文、法、商、教育等文科学生占十之七八，而理、农、医、工等实科生仅占学生总数的十之二三。

    抗战爆发后，西北后方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根据地，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因此改善与发展西北高等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平津高校的内迁便成为实施这一教育战略的重要契机。

    其实早在抗战之前，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即提议将北平四所大学之一以及国立北洋工学院迁入陕西，易名西北大学。三校合组的临大设于西安，正是当年邵力子等人设想的蓝图。

    时任教育部长回忆称确曾计划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可见，西北联大的组建及随后分置，显然是在战略规划之中。正因如此，在将临大更名西北联大时，教育部指示“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系逐渐向陕甘一带移布”，陈剑翛在开学典礼上报告更改校名时强调其意义在于“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

    因应战局变化，西北联大曾请示是否继续向四川迁移，教育部回答说西北联大“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工学院、师范学院及西北大学独立设置时，国民政府均将各校“校长免职”、“校印缴部”，也是意在除旧布新。总之，借平津等地原有高校之实力和影响，优化高等院校的分布状况，改善学科结构的不平衡状态，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正是当时的战略构想——把当时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最强的工科大学、规模最为庞大的综合大学迁移西北，也正是从战略高度筹划的结果。

    由此可见，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联大主体及其分置院校大部分在战后永留西北，不仅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而且为西北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北联大的精神也因此得以薪火相传。联系今日仍至为艰巨的西北开发建设使命，其意义尤为发人深省。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