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忘却的纪念

    全国政协委员 侯伯文：

    我叫侯伯文，侯伯宇是我的二哥。

    2010年10月2日，国庆节刚过，我接到哥哥病情复发的消息，急忙动身赶赴西安。三天后，我的二哥带着登上科学更高峰未了的心愿和无尽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今天，站在人民大会堂，回想起我和二哥间的件件往事，不由得百感交集，心情难以平静……

    二哥生于20世纪30年代，求学时期正值国家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上过10多所中、小学校。战争的炮火硝烟和日寇的入侵，使他从小就树立起为祖国强大奋发读书的理想信念。1947年，读高二的他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不久，平津战役全面爆发，二哥不得已中断学业，到台湾后又转到香港继续他的求学之路。原本按父亲的安排，让他从香港去美国读书，可是他自己决定回到新中国的北京，继续他在清华大学学业。

    刚刚回到清华开始学习，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二哥将父亲给他和三哥赴美读书的机票和读书费用的1000美元全部捐出，并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军参干，投笔从戎。获准进入军干校后，全力为入朝参战做准备。抗美援朝胜利后，二哥又根据国家需要，去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做外国文献翻译工作。

    1973年，二哥再次根据国家需要，放弃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工作，踏上了支援大西北的征程，并成为西北大学的一员。从此，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余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国西部的科教事业，并且靠着他精通4门外语以及在数学和物理学科上极其扎实的功底，弥补了西部科研条件落后和不足，走在了世界理论物理研究的最前沿。我二哥没有在国外留过学，完完全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取得的那些研究成果，不仅是“中国的骄傲”，而且，更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骄傲！

    在我家兄妹七人中，我二哥的勤奋好学是最杰出的。他把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到了读书、科研和教学上。在二哥的时间表里，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二嫂曹淑霞说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年三十’才会放下书本和工作，和我们一起包‘团圆水饺’”。在他家客厅里，甚至贴出了“谈话请不要超过十五分钟”的警示语，连出差等飞机、等车的时间，都要用来看书。

    二哥在学术上的成果很早就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知名人士的赞誉。记得有一次，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跟我父亲说：“伯宇的工作很优秀”。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对我二哥也非常关注，双方在学术领域的交流和探讨非常频繁。说老实话，我也是大学本科毕业，可是我完全看不懂二哥的论文和著作。改革开放后，有一次，我问二哥：你研究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够带来一点经济效益呢？二哥顺口答道：“大约200年后吧”。现在仔细想想，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虽然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是却看不到自己的成果造福人类的那一天！我的二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人。

    他的家里，简陋得近乎寒酸。家具用了几十年都舍不得更换，破旧的书桌都快散架了还在用，开裂的抽屉不得不沾满了胶布。我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个宝贝桌子，要是交给收破烂的师傅搬走，恐怕要倒贴钱的”。他满不在乎地笑笑说：“这不挺好用的吗？”。他常穿的中山装早已经洗得蓝里泛白，却依然舍不得扔掉。但对别人，他却很慷慨。听他的同事说，他不仅用自己的奖金为研究所安装了空调，还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很多的贫困学生。

    二哥的坚强超乎我的想象。2007年8月，他唯一的儿子和孙子在加拿大遭遇车祸同时遇难！这不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最大的悲剧，而且是白发人一次送走两代黑发人，而且还是独子独孙！噩耗传来，没有人敢对这位77岁的白发老人说出真相。我真担心这个天大的打击会将他彻底击垮，当晚就住在二哥家中。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二哥说了一句“我就当他们出国没有回来”，转身背上书包，就去了研究所。他甚至不给自己哀伤的时间，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教学、科研上。那一年，二哥默默承担了更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在给学生上课。我知道，这是二哥要用忘我的工作来驱赶难言的悲痛和对儿、孙无尽的爱和思念。他要尽可能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尽可能多地传授给他的学生们。

    我亲爱的二哥，你为祖国西部科教事业工作了一辈子，也该好好歇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