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要我改”到“我要改”

    中央文资办、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 高书生：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初始时期，经营性文化单位有个“心结”：现在的日子好好的，为什么要转制为企业呢？而一位地方人民出版社社长经过仔细算账，列举了转制的几条好处，主动提出要转制。从理论上讲，人民出版社是可以不转制的，允许留在事业单位序列，这位社长为什么倾向于转制呢？

    文化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自下而上”，国有企业“穷则思变”；文化体制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的内在动力明显不足。如何让文化单位把“要我改”变为“我要改”，事关文化体制改革的成败。

    文化体制改革一开始，中央明确地提出要制定改革的配套政策，对转制文化企业“扶上马、送一程”。2003年底，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适时出台，对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提供若干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等，期限为5年，执行到2009年底；2008年，改革配套政策延长了5年，执行到2013年底；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配套政策再延续5年，执行到2018年底。两次延续改革配套政策，足以证明这项政策对于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早改早受益。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与以往优惠政策设定固定享受年限不同，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只规定了执行期限，即转制越早享受优惠政策的时间越长。2003年第一批试点单位所享受的优惠年限就是3个5年即15年。改革配套政策是“真金白银”，在第一个执行期限内，即2004年至2008年期间，转制文化企业免缴企业所得税额约90亿元，为经营性文化单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壮大经营实力提供了物质保障。

    早改早主动。2003年，中央选择了9个地区和35家文化单位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改革配套政策下发后，未被列为试点的地区和单位，主动提出加入试点行列，虽暂时未能如愿，但照样对照改革“路线图”，启动不是试点的试点。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到扩大试点，用了3年时间；又用了3年时间，到2009年已不再存在试点概念；再3年，党的十八大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文化体制改革用了不到10年时间，注销事业法人6000多个，核销事业编制超过26万。

    谁改革支持谁。按照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继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转制文化企业的产业发展项目给予资助，这是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重点使用方向之一。2011年，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为20亿元，共有47家已完成转制的部委出版社获得2.65亿元资助，23家转制文艺院团获得1.28亿元资助，资助金额占专项资金将近20%。地方财政也对转制文化企业的产业发展项目给予了一定支持。

    文化体制改革的10年，是我国文化建设不断发展和繁荣的10年，更是我国文化企业发展壮大的10年。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国有文化企业1万余家，约有40%诞生于2003年以后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年均增加约450家，其中2010年一年增加将近600家。自2008年起，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连续4届联合发布“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入选“30强”的文化企业共有53家，其中国有文化企业43家，占入选文化企业的81%。四届“文化企业30强”是对国有文化企业发展的“检阅”，成为国有文化企业发展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