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展望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外需相对不足的状况下，中国将很难靠出口来拉动经济，需要靠增加内需维持经济增速度。扩大内需仍要以投资为主。原因在于：其一，要维持连续20年8%的经济增速，要靠产业结构和技术的不断升级，而这必须由投资作为载体。其二，发达国家的出口主要是资本品，如果中国减少投资、增加消费，那么从发达国家购买的资本品会减少，不能帮助发达国家解决现在面临的结构问题和失业问题。而且，中国增加消费会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升，而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为消费品，这样，发达国家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就会减少，同样无助于其降低失业。其三，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投资跟消费有很大不同。投资是现在增加投入，短期产生需求，增加就业；到了下一期变成生产能力创造收入，这个收入可以继续投资、增加消费，可以再继续提升内需。而消费则是现在消费之后，下一期就没有了，无法增加下一期的需求，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

    《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6期，林毅夫撰文

    博兰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的方法论剖析

    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经济学系的劳伦斯·博兰德（L.A. Boland）以其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闻名于世，国内一些学者很欣赏博兰德的观点。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批判有相当见地，但他并没有从这些正确的看法出发得出正确的结论。使用无限回归方法就不难发现，由于割裂了理论与真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而陷入纯粹逻辑学分析的封闭系统方法陷阱中，博兰德对新古典经济学隐性方法论和显性方法论的批判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不彻底的。他的改进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也无法使新古典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只是众多经济学支流中的一支。博兰德的分析只能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一块他山之石，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及经济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之上，这是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唯一科学的方法。

    《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王今朝、龙斧撰文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群优势

    企业竞争力为其创造附加值的综合能力，包括在内部效率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形成的竞争力。在后者相对稳定时，前者起决定性作用；但当经济转型中的客户需求、产业周期和政府政策剧烈变化时，外部因素便成为主要约束。企业核心竞争力以有形资源为基础，并将之与无形资源有机结合而形成群优势，通过观念、制度、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具有应对环境变化的动态适应性，从而更加难以被竞争者模仿和复制。它一般经历成长、保持和衰退三个阶段。在保持阶段，因竞争加剧致使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不能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企业核心竞争力将进入衰退阶段。目前我国企业不拥有绝大多数产业的核心技术，许多企业通过“寻租”获得政策优惠，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企业大多处于加工组装的价值链低端。提高我国企业动态进化的竞争力，需要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建立以分权为主的网络化结构，使制度管理向柔性管理转变，通过战略联盟、并购、外包等渠道整合资源，形成独特的互补性知识技能体系，拓展在价值链高端的竞争力，加强对行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及时调整经营战略。

    《浙江学刊》（双月刊）2012年第3期，房宏琳、宋加升撰文

    国际金融危机后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演化经济学在21世纪有可能成为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相并列的三大经济政策范式之一。从演化经济学的性质来看，它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新范式，而且也是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它还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在科技管理和生态经济学中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研究范式；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演化经济学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演化经济学在21世纪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按照异地物种形成原理，虽然我国演化经济学界在国际学术界是后来者，但由于我国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制度和结构变迁，我国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上具有后来居上的优势。金融问题特别是主权信贷以及金融如何为创新和实体经济提供廉价融资将成为演化经济学新的研究重点。

    《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贾根良撰文

    规制经济学沿革的内在逻辑及发展方向

    规制经济学的沿革深受市场经济实践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双重影响，反映了规制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与同构。这突出地表现为基本假设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转换，致使传统的“公共利益”与“利益集团”两大研究范式得以在新规制经济学中整合，进而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从二元对立走向制度分析的融合互补。社会性规制实践及其理论的发展都相对滞后，特别是缺少对社会性规制改革具体措施的设计研究，这一挑战也为深入探索社会性规制理论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由于中国规制改革是在扬弃计划经济体制和部分放开政府所有权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展开的，导致改革进程中难以避免低效率的行政垄断、规制机构公共利益职能的实质性缺位以及规制权力被资本化，行政垄断的挥之不去加剧了自然垄断领域中存在的低效率，这些挑战同样揭示，继续发展中国本土的经济性规制理论具有广阔空间。同时也应看到，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领域中共同呈现的强势利益集团，较频繁地运用了对规制政策的影响力。中国学者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在规制研究领域，结合具体发展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制度禀赋，进行比较制度分析和“规制生态学”研究，注重围绕规制问题的多学科交叉与利用，兼用规范与实证的分析方法，构建一门基于本土的规制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张红凤、杨慧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