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牛角到新东城

    我的身份证号前六位是110102，这是我户口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数字基因”。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来到这个世界，那时我的家住在西直门内大街后牛角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与东西走向的后牛角胡同平行，还有一条前牛角胡同，两个胡同的最东端，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狭窄小巷连接，很形象地成为一对完整的“牛角”。

    童年的记忆中，小院里的四季恬静、闲适又充满生机：

    春天，院中的杏树和毛桃树开满粉色的花，一阵微风吹过，花瓣洒落一地，摞在之前已飘落院中的榆钱儿上，打扰了正在搬家的蚂蚁们的队型。

    夏天，看着雨点在院里砸出一个一个小水泡，水泡破了，又砸出新的水泡，同时飘来饱含泥土芬芳的湿润气息。雨后，用旧田格本中用过的纸页叠成小船，让它们在院子里的水洼中“远航”。

    秋天，已七十多岁的奶奶拿起竹竿，让我双手托着个草帽，她打杏，我接杏……接到一个又一个黄里透红的大杏，抓起来就咬，啊，又香又甜，之后是甜酸甜酸的回味。

    到了冬天，我曾用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静静地坐在窗前看雪，早晨爸爸上班时，院子里还是薄纱似的一层，到中午爸爸推着自行车进院、回来吃饭时，积雪已没过了脚脖子。

    小时候得到的最大授权，是手握奶奶给的两毛钱，去胡同口被称作“合作社”的副食店，排队买回两毛钱的肉，最喜欢被指派去买芝麻酱，回来后奶奶把芝麻酱倒进瓶子里，而刚才买芝麻酱用的碗，就够我刮半个小时的。

    虽然每年只有过年才能吃到一次凭本供应、十分有限的花生瓜子，但那份香甜的回味仿佛仍在舌尖……

    上学后，许多同学都是不算太远的邻居，放学排“路队”回家，秩序井然。有时，同学来我家写作业，奶奶搬来小桌子摆在院中的树荫下，空气中是青草的香味，耳边是细碎的虫鸣。

    写完作业，我们就自己动手做风筝。旧竹帘抽出几根竹劈儿、搭好架子，一小把儿白面打好浆糊，旧报纸裁成条条块块，粘在架子上……不一会儿，有着菱形的头、长长的尾的风筝就做好了，拿上一团棉线，与小伙伴在胡同里奔跑，手中放飞着希望。

    一天，妈妈下班，买回来一个橡胶做的皮球，这可是那个年代盼望已久的奢侈品。于是，我与小伙伴一起，以胡同里的电线杆子为门柱，展开了足球比赛，一个小伙伴迎面跑来抢球，我一脚把球踢到斜前方的墙上，然后跑到他身后，接反弹过来的球——原来这就是真正的“踢墙式”二过一。

    再大些，学会了骑自行车，开始爸爸不放心，带着我骑车穿行在北京的大小胡同，先不上大马路，因为那时胡同里汽车很少，“百花深处”、“八道湾”、“东交民巷”、“隆福寺”、“护国寺”……都是从那时起熟识的。

    初中，和同学们相约去景山看日出，成了那个没有iPad、iPhone产品时代里的“大事情”，而就是那次，让我看到了晨曦中的故宫。记得那天早晨，天没亮我们就来到景山，爬到了山顶。太阳出来了，向南望：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橙色发亮的琉璃瓦，雾霭中的故宫就好像云海中飘起的空中仙境。在一个12岁小孩儿的心里，这就是北京。

    后来，我骑车最爱走的一条路，就是故宫灰墙外的那条窄胡同，一边是高高的紫禁城墙，一边是灰砖灰瓦的民居，宽也就一米，骑着自行车只能一个人穿行。30年前，一个北京小男孩最喜欢的事儿，就是骑着飞鸽自行车围着故宫的灰墙和北京的胡同转悠。

    ……

    时光荏苒，如今，我成为新东城分管文化和城建的副区长，面对领导的嘱托，面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全区居民的信任，面对北京名城保护专家期待的目光，面对越来越重的保护古都、建设世界城市的历史任务，我总觉得作为公务员，应该忙碌、应该依法履职、应该全力以赴，让我们的每个院子、每座楼里的居民日子过得还是那么恬静、闲适又充满生机。我有时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我是带着一个融化在血脉当中的老北京孩子的感情在努力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我喜欢自己到前门大街鲜鱼口，排队买上二两包子、一碗地道的炒肝儿细细品味；我喜欢到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老舍纪念馆，看看“丹柿小院”里那棵柿子树；我喜欢到南锣鼓巷里的蓬蒿剧场，在只有百余座位的小剧场，看一段京味儿十足的小剧场话剧；我喜欢走到胡同深处，和那里的大爷大妈聊聊天。

    每当看到艺术品拍卖新闻的时候，我总在想：收藏在脑海中的记忆是什么价？肯定是无法估量；那保留、恢复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又是什么价？我们的回答是：投入多少，都值得！

    每个时刻，都有新的生命来到今天的北京，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切，也能在这些新生命的血脉中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