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和中国文学的渊源

    我对艾略特的阅读带着伤感的回忆。一方面，感激上海译文在一个文学不断被边缘化，诗歌尤其是边缘的边缘的时候，带着对过去伟大时代的回忆出版了《艾略特文集》。另一方面，看到这套书也有一种迟到感，因为在我们充满激情最渴望看到艾略特的时代，只能进行零碎的、片段的阅读，而当我们激情消退时，好东西来了。这里面有一种脱节，不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

    上世纪80年代，在大学生中，“开谈不讲艾略特，读尽诗书也枉然”。1982年我到复旦大学的第一天，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到我们寝室和我的一个上海室友聊天，我就听到一个词——艾略特。那时候，中国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年代。我们刚从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面对着琳琅满目的文学珍宝，都像饿虎扑食一样扑上去，但是这种饥不择食当中有一些闪光的名字，比如艾略特等，使我们有特别刻骨铭心的记忆。可是大家读来读去也就是艾略特的《荒原》，引来引去也就是一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那个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些名家，是二手的介绍，又只有片言只语。后来对艾略特的研究也只说艾略特的保守，都是一些刻板化，带着上世纪80年代痕迹。但是另一方面又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构成了我们的一种文化养分。

    记得当时的复旦诗社是第一大社团，犹如武林中的少林或武当。我那个时候写朦胧诗，硬着头皮去看艾略特，当时完全看不懂，反而是看他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好像是看懂了。后来我上专业英语课的时候，就和学生讲这首诗，大家一起读这首诗，这是我和艾略特最多的渊源了。因为我也做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觉得艾略特和中国的渊源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研究，艾略特一方面对中国的文学文化有很大的意义，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人物，包括有一些耳熟能详的诗句。但是对他的理解充满了误读、歧义和一知半解，这可以追溯到西南联大，追溯到九叶集——它本身就是中国诗歌的另类。但是艾略特的文学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又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充满了情感宣泄，一个激进的、言必称革命的时代。这看上去和艾略特当年面对的某种情境有某种相似之处，虽然彼此的文化氛围非常不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艾略特的保守的主张，对我们的文化，是非常珍贵的参照系。我记得王佐良先生在《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一个回顾》这篇论文之中，就讲到艾略特的影响，他举到卞之琳的例子，卞之琳的诗《归》中有一句“伸向黄昏的路就像一段灰心拉长”，他说这个具象和抽象的结合，是非常典型的艾略特的手法。在建国以后艾略特虽然是现代派，但在文艺谱系当中，还是作为一个潜在的写作影响，所以到了北岛，朦胧诗的年代，即使朦胧诗中有很多的新时期的浪漫主义的成分，也有了去浪漫化的痕迹，比如北岛的《白日梦》中，有“在秋天的残暴之后，十一月被冰霜麻醉，展平在墙上”，这是非常艾略特的风格。

    现在《艾略特文集》搜罗了艾略特几乎所有作品，有这么好的条件，哪怕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读，在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我们还是应该对诗歌，对艾略特抱有希望。

    《艾略特文集》 [英]托·斯·艾略特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