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帆应是到天涯

    2012年9月5日傍晚，一位93岁的老人在上海瑞金医院安详地停止了呼吸。从此，这个世界少了一个记者，少了一位散文家，还少了一名藏书家、版本学家。

    他是黄裳。

锦帆驶行六十多载，写出无数“‘才学识’都臻极致的好文章”

    黄裳原名容鼎昌，原籍山东益都，1919年生于河北井陉。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抗战开始，转学到上海，194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2年转至重庆交大。1944年被征调往昆明、桂林、贵阳、印度等地任美军译员。抗战胜利后，任《文汇报》驻渝和驻南京特派员，后调回上海编辑部。1949年任复刊后《文汇报》主笔。1950年调北京，担任军委总政越剧团编剧。1951年调中央电影局上海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6年重回《文汇报》任编委。

    自从1946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锦帆集》之后，黄裳的锦帆驶行60多载，著作等身，出版了50多种散文集和6卷本的《黄裳文集》。

    黄裳的创作各体皆备，报道、游记、杂文、随笔等均有，艺术成就很高。钱锺书先生赞叹黄裳文笔极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唐弢先生称誉黄裳“实在是一个文体家”。周汝昌先生以“萧散淡永”概括之，钟叔河赞其文是“‘才学识’都臻极致的好文章”。

    与黄裳先生交往30余年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介绍说，2006年6月13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沈阳、南京、苏州、合肥、西安和上海等地的专家教授和黄裳散文爱好者与会，探讨黄裳先生的作品。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手书陆机《文赋》中的一段话表示热烈祝贺：

    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焱竖，郁云起乎翰林。

    陈子善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些散文名家，他们的作品一度风行，而今时过境迁，除了文学史研究者，已很少有人再读。黄裳先生与他们不同，他的散文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散文拥有的读者的年龄层次最为广泛，老中青所在都有，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我认识的一位黄裳先生散文的年轻“粉丝”费数年之功，锐意穷搜，已把他的散文集的各种版本几乎网罗齐全了。这是令人感动的，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黄裳先生散文的魅力。

    “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作品研讨会后，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爱黄裳》。2006年3月，喜爱黄裳先生著作的书友，自发在天涯网站建立“黄迷爱黄裳”网页，两千多个日子过去，访问量逾百万次，集结书友350多篇文章。

“他读了一些别人没读过的书，他藏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书”

    与黄裳先生同在《文汇报》供职的郑重这样写道：黄裳的文章，有人说常常会透露出一些“牛气”，不是太令人欢喜。我以为他有“牛气”的资本。作为记者，能去一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能采访到别人采访不到的新闻和人物，那么这个记者肯定很有些“牛气”。黄裳除具备这两条“牛气”的资本，还有他的读书和藏书，他读了一些别人没读过的书，他藏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书。如大家都在赞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他却说有一本重要的书陈寅恪没有引用，并说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家，这本书没有读过，甚为惋惜。这话听来比较尖刻而“牛气”，因为他藏有一部陈寅恪没读过的书。

    郑重还写道：对所藏之书不但要能读，而且要会读会用，同样一本书，他能读出学问来，其他学者也不一定能做到。我读黄裳的文章，感到他常常能以新闻记者的敏感，抓住书中的“鲜头”。

    陈子善告诉记者，黄裳先生有四个身份：记者，散文家，藏书家，版本学家。在和他交往的30多年里，谈得最多的就是书，“关于藏书，这个话题他永远也谈不完。”

    黄裳先生和他的好友施蛰存先生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集明清文人的词集，施蛰存先生主编的《词学》，不定期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黄裳先生生前一直很喜欢这个刊物，后来，陈子善就揽下了给他送《词学》的活儿，有时忘了，黄裳先生还会催促他送过去。此外，陈子善还经常帮他找寻市面上出版不久的文史类新书。另有其他一些后辈，会为他找一些政治类书籍。

“我过去，我希望是睡过去，不要给大家添麻烦”

    黄裳先生走了。女儿容洁对东方早报的记者说，她父亲要求把他的骨灰和她母亲的骨灰合在一起撒掉……丧事一切从简。容洁说：“对他离开有思想准备，父亲年事已高，我每年从美国回来都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我说，‘我过去，我希望是睡过去，不要给大家添麻烦，撒在海里就很自由。’”

    去世之前，黄裳对家人说，“我的悼文我已看过！”其实，在今年6月，黄裳因感冒引起肺部感染病危住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后越来越虚弱。后来又住了一次医院，但住了一晚上，大吵着就回了家。这次，他从因病被送进医院到安危辞世，只有一天时间。

    据报道，黄裳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给好友周汝昌的唁辞。周汝昌是他70多年的朋友，亦是他南开中学时的同学。

    在黄裳辞世的前一个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其著作《纸上蹁跹》、译作《猎人日记》，皆为早年作品的再版，借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和尊爱。不想竟成为黄裳生前最后出版的两本书。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透露，此前的六卷本《黄裳文集》仅收入了黄裳先生1998年前的作品，他们正在筹划出版一个新的版本，把先生最近这些年的文章收进来。黄裳先生决定书名叫做《黄裳著作集》，并在本子上写下了书名。如今，黄裳先生走了，这套著作集将成为他留下的最好礼物。（本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