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钟与时间

    站在大钟脚下，想看看时间，一抬头，发现大钟的这边脸不动了。

    东、南、西、北，大钟的四张脸对着城市的四个方向。我围着它转了大半个圈，我从未想过，大钟会有一张脸独独不动。我以为这四张脸永远整齐划一，会有分毫不差的表情。是秋天了，冷风吹着，落叶满街翻飞。我踟蹰在大钟脚下，有些忧伤。大钟就像中了风的老人，一边脸庞由不得自己，瘫痪了。

    大钟方方正正，立在同样方方正正的长途汽车站的楼顶。黑底，白色的指针。二十多年前，第一眼看到它时，就觉得它是这个简陋城市里少有的奢华。幼时，清贫的生活里，钟表的昂贵令人记忆深刻。时间水一样流走，一个计量虚空之物的工具，人们费尽心机将它弄得那般精密华丽。很久以来，我觉得这是一件隐秘的事情——人们把一种看不见的事物装进钟表之中，并用不停走动的时针来显示它，人们叫它“时间”。正仿佛人们看不见风，但通过树木的摇摆，水面的波纹，细沙的流动去感知那个叫“风”的东西的存在。与钟表相比，我更喜欢古代粗朴的日晷、或者沙漏，它们安安静静，而且总会重新开始计量，叫人忘却逝去的晨昏。钟表呢？嘀嘀嗒嗒地催人老去、催人在这个世上消失，之后，它依旧嘀嗒不止。它为谁计时？

    二十几年前，有一些时日，城里的人们为传说中将要降临的地震惶恐不安，我暗暗想定，地震的那一瞬间，我至少可以抢救出桌上的闹钟。那个精致的闹钟，是简朴的屋子里最美丽的装饰。两只金属小脚，撑着一个脸庞似的圆圆的表盘。天蓝色的底盘上罩着晶莹剔透的圆弧形玻璃，一只永远不打瞌睡的小鸡昼夜不歇地在表盘中点头啄米。黑夜，荧光的指针依然打着灯嘀嗒行走。木匠父亲还给它做了个精美的小木屋，小木屋开着圆圆的窗户，刚好露出表盘。那时，我尚不懂时间于人的意义。

    那时，每到正点，大钟便会敲响钟声，当—当—当，年轻气盛。城市的楼房还很稀少，坐落在三层长途汽车站楼顶上的大钟，鲜明地映衬在天空之下。四张面庞相互连接又各自独立。我确信，藏在脸庞之后，大钟的身体绝对暗藏机关。

    我曾仔细目睹一个男孩子背着家人拆开闹钟。像一场手术一般，闹钟俯身朝地，肚腹从背部打开，里面露出紧紧咬啮的圆形齿轮和其他碎小的零件，它们正嘀嘀嗒嗒地旋转、运动。时间的声音正出自这里。钟表的样子过于拟人，这使我看到它的肚腹内部时，竟隐隐作痛。

    但无论怎样，大钟的面庞永远简单清晰。钟声悠扬，不同数目的钟声提示着一日里不同的时辰。阴雨天，钟声甚至能飘到城市很远的地方。每天中午12点，大钟里还会响起激昂的乐曲，就像是每一天的高潮。太阳爬到了最高处，事物都在阳光下把自己的影子藏在了大袍子里，大钟在明亮里愈加醒目。而一天的高潮来临时，我们总是饥肠辘辘，12下钟声还没有敲完，我们已跑出教室、学校。

    现在，大钟的一边脸坏了。

    长途汽车站早已搬到了一再膨胀开的城郊。曾经辉煌的三层楼，在现在的高耸入云的楼群里显得局促矮小。大约人们嫌城市的声音太多太杂，便叫大钟变得喑哑无声，但我真的听到过它一不小心发出的一两声咳嗽。有一天，我逡巡在大钟脚下，仰头看它老旧的脸，想起过去，钟声是飘荡在路边浓郁的槐树上的，钟声夹着浓郁的槐香，一起向远处飘荡。后来，这些几十年树龄的老树全被砍掉了。

    人去楼空，大钟就这样独立在一栋空楼的楼顶，方方正正，过时的模样，还坏着一边脸。也便觉得时间渐渐消淡，日子开始变得含混不清。

    每个人究竟会为多少钟表缠绕？我们身边，无以数计的钟表时刻提醒着我们时间的匆促来去。坐在书桌前，我时常会抬眼看看书架上的那个老闹钟，时间在十几年前停在了2点12分，不知是哪一日的白天或深夜？那一刻，不知谁注意了它的衰老和不堪疲惫？那只贪食的小鸡不知吃了多少米粒，却从未成长过。钟表停了，时间却从未停过，钟表也一样是被时间牢牢挟制的工具。

    来来去去，每次路过时，我都会看看大钟那张不动的脸。人们在路上奔忙、谈笑、讨价还价，没人在意它们头顶这一边瘫痪了的脸。偶尔，我会很傻地想:我若能倒转时间，就让大钟这边脸上的时针倒转。

    (作者为青年作家、文学编辑，著有散文集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