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访谈录

    这是一类相对新颖的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位发表访谈录的作家是于勒·于莱，一位十九世纪末的记者；其作品名为《对文学发展的调查》（1891），他几乎去采访过当时的所有作家，从勒孔特·德·李斯勒到爱德蒙·德·龚古尔，从欧内斯特·勒南到爱弥尔·左拉，从梅特林克到圣—保尔·鲁，虽然那些问题有时过于平常，不过接受采访的作家们都心里有数：回答问题就是在预留给自己的极少时间里表达出想要表达的思想。因此他们设法让那些问题变得引人入迷。从那以后，访谈录的出版遍地开花，例如密西西比大学的“与……的谈话”丛书。《巴黎评论》里的名为“写作艺术”的会话录专栏不时地邀请一些读者人数达百万之众的大户如斯蒂芬·金，其他时候则邀请一些抒发自己感性体会的作家，例如多罗茜·帕克或者科特·冯内古特。

    要定义什么样的书是一部好的访谈录，我们可以试着弄清什么是糟糕的访谈录。糟糕的访谈录，就是一本这样的书：一位热衷于社交生活的女记者向一位多多少少有点儿名气的女小说家询问：“每天早晨，您喝中国茶还是大吉岭茶？”

    一本糟糕的访谈录，就是一本旨在推销的书，书中的问题是以问号作结的阿谀奉承。例如：凯思，您是在什么年龄发现自己的吉他才华的？

    如果我们一心想要有一本好的访谈录，那么采访者必须具有才华，这是错不了的。我们无法每次都指望被采访者的天分和才华。谈话，正如网球，随着应答愈加巧妙，谈话的质量会愈加上乘。而应答是由提问者来抛砖引玉。他必须知识渊博却不好卖弄，态度恭敬却不奴颜婢膝，有好奇心却非不通世故。

    有些人在被采访时表现精彩。他们常常是那些电影艺术家：奥逊·威尔斯、费德里科·费里尼、蒂诺·里兹。我读过的他们的访谈录没有一本不是滑稽搞笑、趣味横生或者引人入胜的。他们的访谈不同于推销。他们大方地表达出自己的幽默、思想、机智。总之，根据自己的情形，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的访谈录，我做出这样的评价。在推销自己作品——它是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政客们的职业——的那段时期，我感到了厌倦。那是在我校正、润色和修饰自己的答复并且原封不动地照搬它们的时候。我对自己感到了厌倦。

    如果列举那些采访时表现精彩的作家们，我会指出戈尔·维达尔以及——为了反驳因为提及前面那个名字而有可能出现的异议——弗朗索瓦丝·萨冈。人们可以诙谐而不恶毒。维达尔的特色是斗志和回忆。萨冈则沉湎于幻想，只有在说那些最有劲儿的俏皮话时才会走出她的梦幻世界。博尔赫斯也很优秀，访谈录甚至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那些即兴而来的悠闲谈话。最精彩的作家对话录之一是罗曼·加里的对话录：《夜将宁静》。深情，痴狂，激动，古怪。我们可以在没有读过加里的其他任何作品之前就只读这一本。它或许就是对话录是好作品的最佳证明了。

    奥逊·威尔斯，我们可以在皮埃尔-安德烈·布当为他所作的一幅肖像画中看到他正在前电影学校（现为法国高级电影研究学院）做讲座。他的例子表明了既有思想又会说话的人的悲剧。他们不再创作。话语取代了工作。当有思想的人继续工作时，人们再也想不起他们的伟大，除非他们的谈话也显露出伟大（这是一种慷慨）。奥斯卡·王尔德在被迫缄默不语前就是如此。口才有可能是种厄运。埃兹拉·庞德也有演说天赋，他最终发展到什么都说，仅仅为了给他那台废话机器加些燃料。而正是因此他最终在欧洲解放时被关进了监狱。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言语轻率冒失。表达思想吧！（摘自《为什么读书》，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