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鸿猷远 古学薪火长

    近日，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小组）主持编制的《规划》正式出台，这是古籍整理研究、古代文史研究及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规划分类合理，类目清晰，涵盖广泛，重点突出，是对多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并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规划涵盖了当前古籍整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反映了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展现了未来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趋势。规划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主要在于它的遴选和制定顺应了古籍整理研究的内在规律性，调动了相关学科学者和出版单位的积极性，经过自下而上的普遍申报，以及自上而下的反馈调整，最后由各领域权威专家认真评议，反复酝酿，这种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使得规划制定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先期的整理研究是出版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决定着出版的进度和质量。而古籍整理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校，所以小组在制定规划伊始即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密切协作，使得规划充分吸纳了近年来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的成果，以及高校古籍整理的中长期规划，这就保证了规划的代表性和前瞻性，也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纵览整个规划，布局合理，主次分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并重，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研究是整理的深入和升华。同时，也考虑到大型项目与中小型项目的有效衔接，既有《中华大藏经续编》、《道藏外编》、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唐五代诗》等大型或超大型项目，也有单个别集或经史著作的整理研究。研究方法不一而足，以汇编、辑录、标点、校勘、注释、影印等古籍整理通常应用的方法为主，也根据不同介质、不同研究对象相应地采用一些灵活、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古籍整理研究人才梯队建设也是规划的着眼点之一，既充分发挥年高德劭的老专家的优长，又注意调动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的积极性；以大陆学界为主导力量，间以个别海外学人以为辅佐，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内外的学术交流。

    规划高屋建瓴，学术视界开阔，既立足于传统四部书的整理研究，也兼顾到边缘材料，如金石、民间俗文学资料、档案等的应用和整理。同时，也注意及时捕捉新的学术生长点，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整理研究、国外所藏敦煌、吐鲁番、黑水城文献的汇编、影印等等都为当下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学术性和普及性的兼顾也是规划的一个特点。尽管规划中普及类项目数量不多，但规模及影响甚巨，如《大中华文库》计划将上百种古籍先译成白话，再译成外文，对于普及、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规划还充分考虑到当今电子信息时代对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加大了对于古籍数字化的支持力度，共列入20项，其中包括“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项目，收录商代至1911年汉字古籍和出土文献，约两万余种，五十亿字。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古籍整理研究的范式，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促进研究水平的提升。

    规划项目覆盖面广，全国各主要科研院所大多有项目纳入，其中以小组和古委会为龙头的重大项目尤其值得关注，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于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高度重视，以及通过整合全国力量集中起来办大事的优越性。例如，为了落实中共中央1981年37号文件和陈云同志指示精神，两部门多年来致力于流失海外的古籍的复制、整理工作。小组主持的“海外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项目、古委会正在进行或即将启动的日本、美国、欧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汉籍善本丛书项目等都是规划的一个个亮点，对于促进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相信，有这样一个成熟、精到的规划作为指引，今后若干年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将精品迭出，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学术进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奉上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