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剑出精工

    《规划》的公布，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作为多年来曾致力执行和参与讨论古籍规划的一名出版工作者，不禁欢欣鼓舞，感慨良多。

    从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那天起，就强调古籍出版工作要有计划性。针对当时古籍出版比较杂乱的现状，领导部门提出要“要啥出啥”，而不能“有啥出啥”。当时草拟的《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就是体现国家规划的导向性和系统性的一个措施，对各出版社的组稿计划起了明确的指导作用。

    1981年，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随即恢复了因“文革”中断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草拟了新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草案，很快就取得了不少成果。三十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刚刚制定的《规划》，是在继续以前历次规划并总结了过去经验之后的成果，令人深感鼓舞。试谈几点即兴的感想。

    1.《规划》以十年为期，比以往五年为期的规划时间长了一倍，比1960年的八年规划、1982年的九年规划也丰富得多，因而容纳了一些重大项目，可以及早安排。有些选题需要长期积累，十年磨剑，精雕细刻，就有了充分的余地。

    2.《规划》是在已有多年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的，含有某些拾遗补阙的意图。如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列了38种选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列了28种选题。这两套丛书已经出了不少好的和较好的书，现在再列入一批新的选题，大概意在配补缺项，在这一个十年内完成整套丛书的计划。

    3.《规划》除了容纳了出版社申报的选题以外，还列入了一些规划小组提出的重大项目，如《古本戏曲丛刊》的六、七、八集和《中国总书目》等，意在用更多的力量来抓重点选题，体现了国家的主体意识和规划的系统性、导向性。另外，古籍数字化是当前急需的、大有前途的工程，但目前遇到了许多问题。我觉得有些问题不是个别出版社、个别企业所能解决的，需要国家来统筹安排。因此，《规划》列入的《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项目（50亿字），特别值得注意。

    4、《规划》主要是根据各出版社申报的选题而制定的，包括了一些非专业的出版社，因此思路很宽，整理的方式也多。以往我们出版社强调国家规划的导向性，往往命题征稿。1982年以后就逐步改变方式，就学者已有积累的成果组稿，确定选题，经出版社申报，再由小组评估后列入规划，这就扩展了选题，开发了稿源。但小组还是要承担协调、调控的任务，加强精品意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注意学术评价和市场评价的反馈，遴选并推荐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以体现我们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