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4日凌晨2点半，在陕西出差的中国日报社总编辑朱灵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电话：他的助理、驻美国首席记者黎星，突发脑溢血，倒在岗位上！
4个半小时前，在华盛顿国家新闻大厦会议室，黎星正在与40多名来自上海的MBA学生座谈。
3个小时前，大约下午2点20分，被头疼困扰好几天的黎星感觉胃不舒服，想吐。
呕吐过后，黎星头晕得厉害。
“不行，我得去医院。”她听从了丈夫孙辰北叫救护车的建议。
还没走出会议室，她两腿一软，倒在地毯上。
北京时间早晨7点30分，中国日报社紧急行动起来：请求外交部领事司协助，联系美国驻华使馆。在火速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后，报社领导搭乘最早的航班，6日傍晚抵达华盛顿，直奔黎星病床前。
一场近72小时的生死拔河。华盛顿时间8月7日下午2点45分，死神笑到了最后。
弥留之际，黎星露出一丝孱弱的微笑。
万里之遥的祖国，刚刚进入梦乡。
“不能工作的生命，就不叫生命”
走进位于北京惠新东街15号的中国日报社，这座六层的大楼沉稳而谦和，上早班的人步履匆匆，微笑着相互问候。和所有平常的日子一样，生活在继续。时隔快一年了，黎星似乎成为一段渐行渐远的过去，然而，当我面对她的同事和朋友，在他们的微笑和泪光深处，我看见了哀伤和怀念，那是他们内心不愿轻易示人的柔弱部分。
熟悉黎星的人都说她“对工作有一种狂热”，有的私下里干脆叫她“工作狂”。她配得上这个称谓。她曾说：“不能工作的生命，就不叫生命。”
牛仔裤，T恤，十几年不变的直发，一辈子不变的微笑和口头禅：行、没问题、能写、我来写、我来改。黎星语速超快，却绝不刺耳。
2011年4月，黎星担任中国日报驻美国首席记者。这一年，她54岁。
这个年龄，如果她放慢工作节奏，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与家庭团聚，颐养天年，别人会说什么吗？当然不会——毕竟，她半辈子辛劳获得的一大堆荣誉满可以让她高枕无忧了。但她似乎没有这个想法。
“从4月25日来美国到最终倒下，短短3个多月，她跑遍了华盛顿的国会山、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新闻发布场所，先后到达洛杉矶、盐湖城、辛辛那提、芝加哥、旧金山、萨克拉门托等美国重镇，横跨东西海岸。”中国日报北美分社社长纪涛说这话的时候，我似乎看见，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版图上，有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国人的身影，一路传送着中国声音。“这期间由她牵头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报道，包括胡锦涛主席访美后续报道之一的十万美国学生在中国项目，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访美，解放军管乐队访美演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在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政策方面的研讨，中美省州长论坛等。就在她倒下前，她还在下周工作报告里写着两个选题——美国高铁项目的进展和中国劳工帮助加州修建铁路的历史题材，事先她已做了大量采访。”
中国日报特稿部副主任陈婕有熬夜写稿的习惯，这是当年她在黎星手下养成的。“我之所以写到再晚也要写完，是因为我发现，不管是半夜几点把稿子发给黎老师，她总是早上六点多就看邮件改稿子。”她回忆起在中国日报实习时第一次写稿，“磨蹭了一晚上，不知怎么结尾，就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黎老师说：‘写得还不错，我给你改了改，今天就用了。’原来，她可以从系统里直接看到我没写完的稿子。我读了一遍发现，其实她几乎是重写了我的稿子。有这样一个勤奋的领导，我有什么理由偷懒呢？”
多次跟随黎星参加采访活动的董玮很佩服她：“黎老师是个不折不扣的‘拼命三郎’，身上有股永远都用不完的劲儿。在航班上，她能挤掉休息时间完成专栏和特写；抵达目的地后甚至可以不倒时差立刻投入工作；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她可以就着狭小的手机屏幕，一点一点把稿子校完；在墨西哥坎昆报道世界气候变化会议，她可以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天一亮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会场。”
让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康兵感慨的是，轮到他当夜班编委时，只要有突发事件，黎星总会闻讯从家里赶来，总会主动请缨，“交给我吧。”“这个我行！”明明是个苦活儿急活儿，她却当个美差。
有一年女儿宵宵动手术住院，丈夫不在国内，黎星只好请了假，那是她一生中请的唯一一次假。就是请假，她还把稿子带到医院去看。
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王浩说：“前些年，因为待遇差，又十分辛苦，黎星父母看女儿如此奔波，不免心疼，想给她调动工作，可她拒绝得很坚定：中国日报是刚开创的领域，虽然艰苦，但很锻炼人，我喜欢这份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开阔视野，发挥余地更大。”
一句朴素的喜欢，让她坚守了三十年。
在很多新闻现场，黎星展示了她所倡导的“全媒体记者”的风采：为了增强传播力，她评论、特写、视频、图片，多手段并用，及时准确发布新闻事实。这些艰苦、扎实的信息搜集，使她的一篇篇报道真实可信，富有感染力。
在30年的新闻生涯中，黎星亲自撰写稿件两千多篇，编辑修改稿件1万多篇，审阅版面1.7万多块。从2005年起，她坚持每周写专栏文章，到去世前已撰写约300篇。她是中国日报人物报道、专题报道和深度报道的开拓者，是重大国际问题报道的领军人。她获过8次中国新闻奖，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然而，在美国华盛顿，2011年8月7日下午2点45分，她的笔停了，她曾经写下的每一个字母每一个标点，面色凝重，在黑暗中肃立。
为了让中国声音更加嘹亮
1981年，刚创刊的中国日报急需人才，去北京外国语学院招兵买马。黎星被挑了出来参加面试。
主考官问：“你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吗？”
黎星心直口快：“我不适合当记者。记者需要敏锐，而且反应要快。可是我既不敏锐，反应也不快。”——出身于外交官家庭的她，渴望成为一名女外交官。
最终，外语非常流利的黎星还是服从了组织需要，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走上一条起初并不情愿后来却欲罢不能的职业道路，这一走，就是30年。
从那时起，她就站在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上，对世界说：来吧，告诉你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她所处之地，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关乎中国的利益，关乎中国的形象。
黎星成为记者的时候，中国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当一个文明古国从屈辱中渐渐挺直腰杆的时候，世界投向她的眼光是迟疑的、不安的，尤其是某些西方媒体，利用文化差异、语言差异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作原料，再添加一些偏见和敌意炒作，于是，原本温良敦厚的中国面目被妖魔化，“中国威胁论”等各种奇谈怪论甚嚣尘上。2008年，在“3·14”西藏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时，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中国加强控制，藏族犯人在卡车上游街示众》的报道，配发了一名僧人头破血流的照片，极具视觉冲击力，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事后证实，这张照片实际上拍的是尼泊尔警察用警棍殴打藏人示威者。这种偷梁换柱式的报道手法一时间充斥了西方媒体，混淆视听，使中国形象严重受损。流言已经上路，而真理尚未“穿鞋”——中国公共外交和对外舆论传播能力的不足，让我们在面对西方媒体责难的时候，疲于应对。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开始大力进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一大批外语水平高、新闻从业经验丰富的专业报道队伍，活跃在海外；网络、手机、屏媒、纸媒等多种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被广泛运用；主动设置议题，讲求时效，先发制人，引导舆论，过去西方媒体抹黑中国，而我们被动辩解，结果越描越黑的一边倒的态势逐渐改观。
这一点，也成为黎星一生奋斗的方向。
中国日报《中国专稿》于1992年创刊，时任文教部副主任的黎星参与了创办工作。从1995年11月开始，《中国专稿》由华盛顿邮报集团旗下的《邮报周报》夹送发行。
如何赢得美国读者？黎星有一套。她明白，要在他们心目中树立真实正确的中国形象，面孔呆板、语言生硬、凌驾于读者之上的宣传是难以奏效的。她始终坚持以真实而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平等平和的态度来感染读者，常常通过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把读者带进现实的中国。
黎星还认为，在对外报道中避而不谈矛盾和问题，只会给读者以空洞的感觉，引起他们的不信任。当然，正视矛盾并不是一味暴露问题，而是要介绍中国政府和人民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反映出中国人民克服困难的决心。比如，她在《中国专稿》一篇关于中国军工企业转向民用生产的报道中，从军工厂连工资都发不起的窘状写起，讲述了这个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胆革新，齐心戮力，最终成功转型。
许多美国读者把《专稿》当做了解中国的窗口。佛罗里达州一位读者来信说，看了《专稿》，发现今天的中国与他们“感觉”中的中国不一样了。斯坦福大学一位资深新闻教授来信说：“《专稿》中那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在美国也是媒体关注的热点，对这些问题的报道能在美国社会引起共鸣，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共识。”
但《专稿》随美国报纸的夹送发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王浩说，1996年夏，黎星编了一组揭露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百万农奴受剥削和压迫的史实性报道，以及揭露美国一些机构向中国倾销有毒工业和生活垃圾的报道，引起了华盛顿邮报集团的不快。他们以报道“内容不实”可能引起法律纠纷为借口，煞有介事派出律师，要求中方撤掉报道。黎星认为，华盛顿邮报此举，一是因为西方媒体一贯坚持的错误历史观，其次是报道刺激了美国的利益。这让她更加意识到刊发这组报道的必要性和意义。黎星一方面顶住压力，正告美国人他们无权要求中方撤稿；一方面，她不厌其烦地查找出历史档案文件和各种证明材料，包括“洋垃圾”从美国港口发货的单据，证明这两组报道内容确凿。在充分的事实证据面前，美国人低头了。报道不仅如期发表，而且在美国执政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随《华盛顿邮报》送给与会者人手一份，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宣传效果，影响了有影响力的人。
在黎星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2009年12月中旬，世界气候大会在寒风呼啸的哥本哈根举行。黎星带领团队全程跟踪报道。
由于节能减排攸关本国经济发展的切身利益，与会各国互不相让，会议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中国经济起步较晚，近年来持续高速发展，节能减排任务艰巨，自然被某些西方大国列为头号靶子，各种不利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连篇累牍充斥西方媒体。当《哥本哈根协议》通过后，西方媒体开始炮轰中国“劫持”哥本哈根大会，形势对中国非常不利。就在此时，黎星用她在第一现场的观察和事实及时还击，报道中国为协议的达成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用事实抨击西方媒体的无理和偏激，以及某些西方国家企图推卸其应该履行义务的阴谋。她在一篇评论中写道：“美国既不致力于自己减少温室气体，又不愿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即使奥巴马总统已经作出公开承诺，美国仍然可以轻易地以国会不批准为借口而躲避责任。昨天我看到新闻，说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哥本哈根会见中国青年代表，教育他们要学会及时关灯。也许他不知道的是，美国新建的驻华大使馆就彻夜灯火通明，是北京晚上最亮的建筑。一位外国驻华使节曾告诉我，那是一座最丑的建筑，因为它耗费了太多的能源。”黎星主笔撰写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只说不做”令发展中国家失望》一文，见报后引起西方主流媒体强烈反响，被美联社等国际媒体转引454条次，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反对中国的调门明显降低，这极大振奋了发展中国家，有力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在研究报告中说：“《中国日报》为配合中国代表团传播中国声音、促进谈判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日报》的杰出表现，中国代表团在回国后对黎星报道团队给予了高度评价。
有“破”就有“立”。黎星除了据理批驳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歪曲和抹黑，澄清他们的误解，还不遗余力地向他们传递中国的美好形象。
黎星采写过一篇关于中国人在“二战”期间为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庇护的报道，在《专稿》刊发后，引发海外读者的强烈共鸣。一位犹太人将文章复印了上百份，寄给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一位美国加州大学犹太问题专家曾12次打来电话，感谢《专稿》让美国人了解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黎星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作出了精彩的报道。她曾前往比利时就人权问题进行采访，比利时《世界》月刊把她写的15页文章作为封面文章完整刊登，影响巨大。她参与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报道，担任英文会刊《世界妇女》副主编，全面介绍中国妇女权益进步和发展状况，受到世界普遍关注。她率领团队，参加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等众多国内外重要会议，精心组织、策划、报道，为《中国日报》引导国际舆论、扩大我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
当西方利用达尔富尔问题向我国施压时，由她参与策划并编辑、改写的《达尔富尔问题》连续报道，以第一手材料反映苏丹人民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由她参与策划并编辑的专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国不搞军备竞赛》和新闻漫画《转嫁危机》等，被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以及《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金融时报》等几十家海外主流媒体转载，为平衡国际舆论、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音起到了重要作用。
她还是世界上第一位报道野生大熊猫的记者，大熊猫种群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生存下来也是黎星通过《中国日报》向世界公布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的故事从此在世界上声名鹊起。她用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记者的责任感影响了国家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政策，也引起了世界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
在国际传播的最前线，黎星到哪里，都带去嘹亮的中国声音。
一个不一样的领导
2000年春天，江苏女孩陈婕第一次见到黎星时，惊讶于这个40来岁的女士“和年轻20岁的我留着同样的发型”，但后来发生的事带给陈婕的就不只是惊讶了。
干新闻这一行的都知道“跑口”，跑哪个口就意味着你拥有了固定的报道领域、信息来源、工作业绩、人脉资源等。陈婕进入文教部不久，部主任黎星就把自己曾经跑的重要的“演出口”交给她，还带她去看演出，散场后亲自采访导演和观众，“她和很多艺术家都很熟悉，总有人主动跟她打招呼，但她不会把我撂在一边，总是不吝赞美地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这是我们现在最能干的记者，以后采访你们一定要多照顾啊。’没想到领导这样毫无保留地提携一个新人。”
还有更“过分”的。陈婕谈起自己两次获中国新闻奖的经历。
第一次黎星派她去采访，她担心自己一个文艺青年写不了这个内容。黎星说，你不能把自己框死在一个圈圈里。去了，采了，发了，后来稿子直奔中国新闻奖而去，不虚此行。
“第二次获奖其实是黎老师把采访机会让给了我。2008年5月，中国爱乐乐团赴梵蒂冈为教皇演出。这场音乐会被视为中国和梵蒂冈外交关系的‘破冰之旅’。中国爱乐原本邀请资深的黎老师去，但她再一次推荐了我。黎老师以她的新闻敏感和政治觉悟，给了我这一记录历史的机会。她还说，好好写，能得中国新闻奖。后来真的得了。”
国际部记者张海洲还记得，2007年12月7日，他在山西采访洪洞矿难，无法在现场发稿，黎星就根据他口述的采访资料，在后方为他写稿，一直写到晚上10点，还在稿件上署了张海洲的名字。
每次找记者商量选题，黎星都会走到记者面前，而不是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带年轻记者出去采访，她会真心请教：我刚才问得怎么样，有没有问题？每个月，部门的交通费，黎星都不要自己那份，腾出来给记者多补贴一点。新来的记者，实习期没有收入，她就去给催稿费。逢年过节，她把那些家在外地的单身小同事请到家里，一起过节。
黎星，以她非比寻常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专业水准，影响了一批年轻人，以她的真诚关爱和明亮的笑容，温暖了一批年轻人。她当年手下的一批青涩的姑娘小伙，大都成长为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
有一件事让李潇堃至今痛悔不已：“2010年初，黎老师想请一些外交领域的重要专家来报社开个座谈会，具体联络和安排我来负责，为此，我加了几天班，但黎老师突然有了新想法，要重新调整，我就跟同事抱怨做了无用功，说着说着，黎老师突然从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交代了几句座谈会的事，就走了。那一刻，我感觉心都掉下去了，因为她肯定听到我刚才抱怨她的话。当面听见自己一直关爱的下属背地里抱怨她，怎能不生气伤心？我无比懊悔地坐在椅子上，就在这时，黎老师竟然又回来了，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我知道，她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说：没关系，我没生气。这一摸，我的眼泪差点就掉下来……”
只是，这些话黎星听不见了。
女儿和她聊到开心时，会叫她“姐姐”
黎星O型血，陈婕形容她“大大咧咧”，纪涛说，黎星办公桌的“乱”是出了名的。但她对别人之心细也是出了名的，这与她不一般的身世有关。
黎星是湖北枝江人。1957年8月2日，她出生在柏林的中国驻东德大使馆，父母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父亲黎家松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他说：“因为营养严重匮乏，黎星出生时不到5斤。当时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占领分管。东西两大阵营对峙，剑拔弩张。中国驻东德使馆是临街的一栋四层建筑，没有院落，没有任何防护，马路上部署着坦克。”黎家松无比感慨地说：“迎接黎星人生到来的地方和战壕差不多。”
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祖国”在她心中，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父母工作很忙，黎星出生第四天就被送往使馆对面的苏联保育院，每天晚上接回。即使被接回，也只能是在父母的工作值班室睡觉。
1960年12月28日，父母任务结束，启程回国。从东德到莫斯科2天，从莫斯科到北京6天。这是黎星第一次与父母相处这么长时间，一路上用德语又唱又笑，给父母表演舞蹈，活泼极了。看着看着，父母潸然泪下。
黎家松夫妇回国是领取新的任务，这意味着黎星又要与父母长期分离。她开始过上“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日子。
后来，她稍大一些，还要照顾生病的姥姥、瘫痪在床的弟弟、小她十多岁的妹妹。所以她说自己“带过好几个孩子”。
黎家松说：“就是这样，在这么多年里，我印象中，黎星从来没有撒过一次娇，她从小就很懂事……”说完，他陷入了沉默。
“带过好几个孩子”的女人，自然会有浓浓的母性，难怪陈婕说她是“最不像领导的领导，是老师，是朋友，甚至妈妈”。
既然是“工作狂”，大概是个“抛夫弃子”型的女强人吧？黎星让人颇感意外——她的家其乐融融。
李潇堃记得，每天中午，丈夫孙辰北都会给黎星打电话，接电话的黎星像只依人的小鸟。
孙辰北说：“在外人眼中，她是‘女强人’，在我眼中，她就是一个小女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只要她在，家里就会充满无尽的欢乐。”
黎星喜欢新技术，喜欢数码产品，喜欢接受各种新鲜事物。她电脑技术很好，单位许多人电脑出毛病都会找她修。在家里，代沟这个词从不存在，一家三口有无数共同的爱好和说不完的话题。“我们经常一起打电子游戏，一起追美剧，一起研究新产品，黎星和我们分享她的采访见闻，常常让全家笑作一团。黎星和女儿聊天聊到开心时，女儿都会叫她姐姐。她就会朝我得意地一笑。”
“每次买衣服，她总是会问：‘这件好看吗？你觉得好我就买。不好就算了，你觉得不好我穿给谁看呢？’我知道，她并非没有自己的主意，只不过，她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我对她真的很重要。”
而父母，或许是黎星心中唯一的歉疚。从小，黎星便和父母聚少离多。工作后，经常出差采访，看望父母的次数也不多。她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不管有事没事，她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虽然三言两语，却是想告诉爸妈，女儿一直惦记着他们。
“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杰出人才”
黎星逝世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外宣办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同志和中央外宣办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同志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表示沉痛哀悼。中央外宣办等单位发来唁电，对黎星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她是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杰出人才。
中国日报总编辑朱灵和黎星是大学同班同学，他说：“黎星是我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朋友，我见证了她在中国日报留下的令人敬佩的足迹。作为国家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总觉得身上肩负着太多的责任和使命，一直有一种为国家多作贡献的渴望，一直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黎星毕其一生，矢志爱国、忘我工作，她开创了《中国日报》国际传播的新文风、新作风，开创了国际知名、读者广泛的名牌栏目，带出了一批青年才俊。目前制约我们外宣工作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领军人才的短缺。国际传播的领军人才应该具有热爱祖国、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既要深刻理解国情，又能把握国际传播规律，既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又十分讲究传播艺术，既要有宣传意识，又不要有宣传味；同时，还要具备国际视野和高超的国际沟通能力，有过硬的语言和写作能力，真正做到外宣‘三贴近’。黎星正是这样一个政治与业务素质俱佳，同时具备领导能力的国际传播领军人才，她身上还体现出了奉献、拼搏、求真、开拓、育人、博爱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的。”
2012年6月28日，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黎星被追认为“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中美建交的重要策划与参与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特意发来唁电评价黎星：“……惊闻她不幸早逝，我深感悲痛，不时满怀深情地忆起她在推进中美关系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专业精神、滔滔辩才及卓越努力。”
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的唁电说：“我们为黎星的新闻报道深深折服……黎星是一位真正杰出的记者，她将永被铭记。”
无数的唁电雪片一样飞来……
还有那么多知名、不知名人士的泪水，汇成了河……
黎星去世几个月后，一天，副总编辑王浩接到报社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同志的电话：“黎星真的去世了吗？是真的吗？”
“是真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突然，传来一阵令人心碎的哭声。
魂归夏威夷
2012年1月6日上午。
美丽的夏威夷群岛。阳光清澈，如透明的蝉翼。清风送鸥鸣，碧海伴蓝天。
孙辰北一行9人，乘着一条不大的游艇，航行在平静的海面上。浪花轻拍着船舷，像爱人的低语。他和女儿把黎星的骨灰一点一点地撒进大海。朋友们把鲜花也交给了海浪。沿着游艇的航迹，一条花痕，随着海浪慢慢漂远……
在轻柔甜美的夏威夷原生态歌声中，他们举起盛满香槟的酒杯，向黎星道别。
镜框中，黎星的微笑依然那么温暖，她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她在说，再见。
生在异国，魂归异国。长眠于此，是她的心愿。
夏威夷是黎星投身新闻事业的起点。1981年，她加入中国日报后，被派往夏威夷大学学习一年。就是在这里，她开始了奋斗一生的对外传播之路。
夏威夷还是横跨中美的太平洋中间的桥梁。黎星的一生，奔走在中美之间，为了促进中西方沟通，为了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为了增强中国的软实力，黎星流尽了最后一滴汗水。
(本报记者 邓 凯 中国日报记者 解 冰)
短评
黎星，耀眼的启示
黎星在对外传播之路上拼搏了三十载，在盛年倒下。
一个五十有四的人，原本可以高枕在光荣簿上笑对晚晴，却为了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不远万里，前往美国。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她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良好形象。她以专业精神忘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正像毛泽东称赞的白求恩，她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们应该学习黎星。学习她党性第一、志向坚定的奉献精神；学习她身先士卒、笔耕不辍的拼搏精神；学习她不惧艰辛、深入一线的求真精神；学习她不断进取、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学习她甘为基石、乐于助人的伯乐精神；学习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博爱精神。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日益深刻，交流与沟通，须臾不可缺。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毋庸讳言，在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我们还有一段长路要走。而黎星，在国际传播领域，作出了表率。
学习黎星，就是要擦干泪水，循着她的足迹，继续向世界传递嘹亮的中国声音。
黎星倒下了，精神站起来。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