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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山西省曾经掀起过三次创作高潮：第一次，是“十七年”期间以赵树理领衔，主要由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五位作家组成的“山药蛋派”；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成一、李锐、周宗奇、郑义、柯云路、张石山、韩石山、王东满、钟道新、蒋韵等作家共同推动形成的所谓“晋军崛起”；第三次，就是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逐渐形成，在新世纪最初十年达到新高度的一次新的文学高潮。尽管说三次高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由于所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前山西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若干新的思想艺术特质。
文体走向多元
前两次创作高潮，山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一贯体现在小说文体上。小说“一元独尊”的格局，到了当下开始发生明显的改观，诸如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散文随笔等其他一些文体异军崛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发展态势。
纪实文学方面，赵瑜相继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寻找巴金的黛莉》、《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等，继续保持着领军地位。以小说创作而步入文坛的周宗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250万字的《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的工程之中，其中的《清代文字狱》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推出。张石山的《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以一种反思的精神立场，对于山西作协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生动鲜活的记述。寓真在倾心于诗歌写作的同时，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哲夫长期从事环保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属于国内生态意识觉醒较早的作家。此外，鲁顺民的报告文学《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送84位烈士回家》，黄风的报告文学《夕阳下的歌手》、《静乐阳光》等作品，也都在文学界激起过波澜。
传记文学方面，陈为人出版了《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刺——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山西文坛十张脸谱》等长篇传记作品。素有文坛“刀客”之誉的韩石山，最近专心于传记文学的写作，从现代作家李健吾、徐志摩，一直到山西的学术老人张颔。曾经专门在高校接受过史学训练的韩石山，其传记文学写作的关注视野，始终没有离开过人文学术领域。这个时期，尽管说周宗奇的主要精力在《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的写作上，但也不时旁逸斜出，兼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推出了一部名为《栎树年轮——宙之诠释》的马烽传记。
散文随笔的创作同样兴盛一时。首当其冲的是今年已经八十有五的草书大家林鹏。优秀的随笔作品最需要有思想的强力支撑，所以有人说随笔是一种典型的老年人文体，林鹏的写作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截至目前，他的随笔共结集有四种。先有《丹崖书论》，是为书法随笔，再有《东园公记》，是一部忆人怀旧的“回忆录”，还有《蒙斋读书记》与《平旦札》两种，可以视为读书或者读史随笔。这些作品是林鹏作为一位思想者的精神独白。毕星星的随笔写作，集中体现在《坚锐的往事》中，他既对现实生活有着批判性的思考，又对正处于消逝边缘的乡村文明叹息不已。聂尔的散文集《隐居者的收藏》与《最后一班地铁》，也以其叙事的精准优雅而引起关注。
创作方法“五花八门”
在文学文体日益多元化的同时，曾经长期作为主流文体存在的山西小说创作，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体裁形式，也都发生着变化。山西的小说创作，向来有两个突出的传统：对于乡村世界的关注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当下的山西文坛对此有所继承的同时，也有不小的突破。
葛水平的长篇小说《裸地》以及她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李骏虎的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王保忠的系列小说《甘家洼风景》，仍然倾心关注表现乡村世界的变化。但同时，却也有不少作家的关注视野离开了乡村世界，开始沉思表现业已远逝的历史生活。
成一与李锐，不仅起步于乡村小说创作，而且都曾经长期关注表现乡村世界。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创作视野由乡村世界转移到了消逝已久的历史生活。成一的关注对象，是曾经在明清时代创造过经济金融奇迹的晋商。他相继推出的长篇小说《白银谷》、《茶道青红》，对于晋商从人文精神的高度上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曾经以一部《厚土》激动文学界的李锐，关注思考的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问题。从表现辛亥革命的《银城故事》，到表现义和团的《张马丁的第八天》，清晰地留下了李锐的历史反思痕迹。
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王祥夫的“底层叙事”短篇小说作品，依然坚持运用现实主义写法。但同时，却也有很多作家开始了新的尝试。一贯专注于透视表现精神世界的蒋韵，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凸显着自身的个性化艺术特色。中篇小说《心爱的树》、《行走的年代》，长篇小说《隐秘盛开》，都有着对精神世界的守护和强烈的情感色彩。
吕新是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名噪一时的先锋作家。如今，其他的同伴纷纷转型，他却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先锋探索。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长篇小说《梅雨》、《阮郎归》、《成为往事》，形象地诠释了吕新那不无寂寞孤独的先锋写作历程。杨遥的小说故事尽管大多都发生在乡村世界里，但无论是《二弟的碉堡》，还是《闪亮的铁轨》，却总是能够溢出一种卡夫卡的味道来。手指一向被看作是山西年轻的先锋小说家，他的《寻找建新》在叙事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巧妙征用。在“我们”寻找建新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依然是一代人无以摆脱的生存焦虑。李燕蓉的小说《那与那之间》，讲述的是一个颇有荒诞色彩的故事，作家对于那个差不多处于死亡状态的失忆者的角色设定，就为同事们最终露出原形的表演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眼看着就要成为现实的死亡，到头来居然会是一场骗局。
思想艺术格局还显狭小
现阶段山西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形成文体的多元化景观呢？这恐怕与山西作家群体具备现代文化开放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之所以认定山西作家群具备了文化开放意识，是与其他周边省份进行比较的结果。比如说，同样位于北中国的陕西与山东，仅就文学创作的繁荣程度而言，如同山西一样，都可以被称为“文学大省”。陕西的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山东的张炜、尤凤伟、赵德发，都是中国文坛响当当的人物。但陕西与山东的这些作家，都坚守着小说这一文体的创作，并没有如同山西作家那样明显出现一种由小说这种单一文体向文学文体的多元化状况转换的情形，很有一些“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的味道。
现阶段山西作家的文化开放意识，实际上又具体表现在思想与审美两个维度上。前者不仅从根本上决定着山西文学创作文体多元化状况的最终形成，而且也明显地渗透表现在不同文体作家的具体文本中，后者却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家在艺术形式层面上的探索实验精神。
在文体层面上，尽管小说依然是现阶段山西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与全国的文学创作相比较，山西文学恐怕匮乏具有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作品。这一点，与周边省份相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虽然说如同《白银谷》、《张马丁的第八天》、《国家干部》、《裸地》这样的小说，也算得上是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了，但与那些真正具有时代标高意味的长篇小说，比如《秦腔》、《白鹿原》、《古船》、《你在高原》等作品相对照，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山西这些作品思想艺术格局的相对狭小。
那么，导致此种情形的原因何在？要想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来，首先必须具备突出的思想能力。但山西作家的情况，却显然不是思想能力缺失的问题。山西作家创作的系列作品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特征，与他们思想能力的突出显然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就说明，仅有思想能力的突出，并不就保证可以写出好的长篇小说来。长篇小说被视为时代的里程碑，犹如歌里咏唱的那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要实现这样的高度，作家必须具备从整体上理解把握时代的能力。当然，也还得同时具备把这一切都包容表现在小说作品中的艺术构思能力与语言表现能力。对于山西作家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处理好思想与艺术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正如杨扬先生所说：“小说中的思想深度表现为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敏感，它是有趣味的发现和有滋味的叙述……但艺术的敏感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东西，它是思想，但不是抽象的思想，是在小说形式控制之下的思想感情有序表现……这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思想类型的存在方式。”很显然，只有把深刻的思想能力、对于时代的整体把握能力以及带有巨大包容性的艺术表现能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方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长篇小说来。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本版3月20日《贴近乡土 沉稳大气——中原作家群创作风格综述》（何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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