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书记

    学生时代，每逢同学生日，我最爱送书。其他礼品价值不菲，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纯消费者无力采买，而投其所好地选一本书送人，颇为合宜。在书上，我总是题写“宝剑赠英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之类的话，附庸风雅。那时我暗恋着一位文友，每次送给她书后，未免想入非非：将来我们大约要牵手一生的，双方的存书必然合二为一，虽说那本书自己还没有看过，也不必再买了，省得重复性建设。

    到书店工作后，这个习惯依然未变，每每读到打动自己的作品，总想与人分享，必购而赠之。起初，在我困惑于不知该读什么书时，张俊鹏经理推荐了《梵高传》、《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书，并说，这种书就要在年轻时读，绝对励志。阅毕《梵高传》，只觉相见恨晚，想想前一年的艰苦时光里，自己一度迷茫不已，就是因为缺少上进精神的烛照。兴奋之余，我买了这本书，连同《妞妞》，给大学同学杨威虎寄去。不久，已结婚生女的他从甘肃老家来信，表示感谢之后，道出观感：“一本书让我感受到父亲的权利和义务（《妞妞》），另一本书，让我在命运不幸、生活困苦时，有了继续活下去的乐趣和勇气（《梵高传》）。”

    有此知音之言，我自然乐此不疲。后来，杨威虎经由自学，获得本科学历，并考取当地公务员，成为一名民警。他用自己的努力，书写了一个奋进的故事，不断激荡我几欲麻木的心灵，而给他寄赠书刊，犹如一次次的自我救赎。

    每次回老家，给家人捎带的东西里，书刊总是少不了的。我对童年时读物的匮乏印象深刻，对如今故乡的阅读生态忧心忡忡。供销社的代销店，曾经是最基层的售书场所，不过后来它调整经营品种，书也在其中绝迹，村里人要买书，得到乡里甚至是县上，对故乡的孩子而言，通向外面世界的一扇门，已经悄然关闭。到乡里转转，除了新华书店，其他书店里多为印制粗糙的盗版书。翻看晚辈的书包，发现课外书乃至《现代汉语词典》都是盗版的，问及缘由，唯“便宜”二字。以前总说某个城市是文化沙漠，其实长时间只剩下老弱的乡村才是文化沙漠。而今置身书业的我，面对信息海洋，竟有了无所适从的甜蜜烦恼。不免感叹，如果在故乡在童年，自己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书，那该多好！眼见侄儿外甥五六个一天天成长起来，我岂能无所作为？然而，送给他们的书不可能一式数份，但见各人挑选后占为己有，恐怕交换阅读会成为空谈。

    基于此，几年前，我向家人提议：扩充家里的藏书规模，设立一个家庭图书馆，向本村乃至周边乡村开放。不料，他们从各个角度，一一否决了我的想法。有人说：“办图书馆都是政府的事儿，咱管那闲事干吗？你办了家庭图书馆，显得政府无为，出力未必讨好！”有人说：“现在书这么贵，配备个像样的家庭图书馆，怎么也得几万块钱，钱由谁出？你的房子还没买呢！”有人说：“建个家庭图书馆，谁来管理？收费不收？要大家出钱借书看，难！”

    我并不气馁，为了让晚辈减少遗憾，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买些书送给他们看，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丛书。他们是否理解我的苦心，我并不在意，只希望他们能从这些印着字的纸上受益。书的扉页，我总会写上励志言语，想着如果有一句被一个人记取，自己就欣慰不已了。（选自《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马国兴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