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爱传播得更远一些”

    郑爱华的人生箴言：教书育人是我的梦想，我爱这份工作，更爱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不能完成我的梦想，但是我要让它延续下去。

    同事的评价：他永远都想着如何帮助别人、照顾别人。对学生极端地热爱，对同事非常地关心。住学校宿舍时，他永远是住在最外面靠门的地方。平时晚上的最后一节自习，他总是让女老师们先走，自己替她们盯完自习再回家，而他却是离家最远的那个。

    哈里哈乡中学教师 孙小东

    学生的评价：2002年郑老师给我们上课时，45分钟的一节课他最少也得喝15次水。但我们班当年仍然取得了全县中考第二的优异成绩。郑老师对学生的爱，对事业的执著，都将深深影响我们的一生。

    郑爱华曾经的学生 李大鹏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一个鼻咽癌中晚期患者。我决定在我弥留之际，无偿捐献我的眼角膜、肝脏、肾脏、皮肤、造血干细胞等一切可以捐献的器官和组织，如果因为我的身体过度虚弱，不能捐献器官和组织，就把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做科研用。”2011年12月7日，年仅37岁的山村教师郑爱华在《器官遗体捐献申请书》中郑重地写道。

    日前，记者来到对亭沟村看到了骨瘦如柴的郑爱华，因为病情恶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生病期间，我曾受到社会和许多好心人的帮助，这种关心和照顾是用物质方式回报不了的，为了能让他们的爱心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所以我决定无偿捐献我的器官和遗体。”郑爱华的妻子李景云一字一句地向记者转述着他从喉咙里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

    “能干一天，就得干好一天”

    1995年，从平泉师范学校毕业的郑爱华被分配到家乡围场棋盘山镇五道川小学做教师。21个孩子是他走上讲台的第一批学生。

    “他高高壮壮的，”作为当年这21个孩子中的一个，张国飞回忆说，“上课的时候很严厉，下课跟我们一起打篮球。”

    一次，郑爱华生病了，坚持给孩子们上课，并给每一个孩子热好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午饭。等到自己吃饭的时候，他发现桌上有一小筐鸡蛋，那是班上21个同学从家里给他带来的。

    农民出身的郑爱华明白，这是孩子们最淳朴的祝福方式。在他的眼里，这一个个鸡蛋比人参、鹿茸还要贵重百倍、千倍。

    从那刻起，郑爱华知道，自己这辈子离不开孩子们，更离不开教师这个岗位。

    两年后，郑爱华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调到哈里哈乡中学任物理老师。他讲课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学生们爱听。他带过的毕业班物理成绩在本学区的6所中学里名列前茅。

    2002年，郑爱华感觉到咽喉有点不舒服，鼻子经常出血。在妻子和家人的劝说下到医院检查。鼻咽癌！检查结果如同一个响雷炸醒了他所有的幸福美梦。医生告诉家人：“患这种病的人平均存活期是3至5年。”而这年，郑爱华仅仅29岁，女儿郑一凡刚刚出生10个月。

    “能干一天，就得干好一天！”在北京做完化疗后，郑爱华坚持回到了讲台。

    他每天照常去上班，一节课也不耽误。郑爱华教的是初中物理课，每次上课的前一天他总是将实验室收拾得非常整洁，将每一名学生的实验器材准备好。上课时，他总是拎着一大杯水。因为嘴里已经不分泌唾液了，讲课时说话又多，要经常喝水。可是，他又不敢多喝，生怕水喝光了出去倒水耽误时间。

    “他永远想着照顾别人”

    曾经与郑爱华住同一宿舍的孙小东记得，在哈里哈中学的宿舍里，永远是郑爱华住在最外面靠门的地方。“围场的冬天冷得很，学校的小锅炉又不热，呼啦啦的寒风吹进来，刺得骨头凉。”郑爱华坚持在门口，别人劝他：“你可以让新来的住外面。”郑爱华却笑笑：“门口总得有人住，我堵住门口，别人就暖和了。”

    平时晚上的最后一节自习，郑爱华总是让女老师们先走，以保证她们的安全，自己替她们上完自习再回家。其实他是离家最远的。

    “他永远都想着如何帮助别人、照顾别人。”郑爱华的同学韩冰告诉记者。

    韩冰忘不了他们刚刚到平泉师范读书的那段日子。1992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韩冰被突然掉下的床板砸中了头部，鲜血直流。身为班长的郑爱华从对门宿舍赶过来，二话没说，背上韩冰就往医院跑。

    “我在医院住了7天，班长就陪了我7天。”韩冰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哽咽。“没有陪床，只有一个小方凳，我睡着，他就在那坐着，整整7天啊！”

    “无论是谁有了困难，只要我力所能及，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于是就有人管我叫傻子，可是也有人叫我大哥。”日记中，郑爱华记录着自己的心情。字里行间，是予人帮助后的快乐。

    郑爱华的病越来越重，2003年就不能上课了，但是他在家里依然给学生们出中考物理题，有时让学生捎到学校，有时自己送来，来的时候，还要给学生买一些爱吃的零食。同时，他还倾心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深入进行教学理论研究。病休以来，郑爱华已经在各级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三四十篇。

    “用我的身躯来回报社会”

    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郑爱华渐渐不能正常进食，只能喝流食，一碗玉米面粥要喝一个小时。肌肉渐渐萎缩，两个上肢都无法抬起。语言功能也渐渐丧失，费好大的劲儿，只能发出微弱的声响。

    写字，成了他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惟一方式。“我病了以后，从亲人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亲情；从朋友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友情；从妻子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情。”郑爱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做这一切的目的。

    爱的温暖，给了郑爱华生存的力量，也让他渐渐萌生了竭尽所能以回报他人的想法。

    “最开始，他时不时地说一句‘我要捐献身体器官’，我们都没当回事儿。按照农村的老习俗，谁也接受不了这个。”妻子李景云回忆道。

    “生病期间，我曾受到社会上那么多好心人的帮助。在我临终时，我将我的身体器官全部捐献给医学院，捐献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用我的身躯来回报社会。埋了一把土，烧了一股烟，能有啥用？我把器官捐了，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郑爱华劝说身边的人。

    面对家人的不解，郑爱华始终执著地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无数次昏迷，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每次醒来，他总会紧紧地攥住父母和妻子的手诉说自己的心愿，家人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

    2011年12月7日，郑爱华在家人的陪同下，郑重地在《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申请登记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妈，我要是真走了，别人来拉我的时候，你拦着吗？”郑爱华担心母亲到时会阻拦。“不拦着，咱咋说的，就咋办。”郑爱华的老母亲在回答儿子问话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我捐献器官只是一个载体，我希望这些器官承载着那些好心人对我的爱，也希望通过它们将他们的爱传播得更远一些。”记者采访那天，郑爱华费力地用一个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了这行字。

    （本报记者 耿建扩 本报通讯员 咸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