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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7月10日起，北京市高招本科一批开始录取。在各方努力下，今年的“阳光高考”顺利举行，录取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展开。
在这高校招生最关键的时刻，高分生源都去了哪里，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学生间的考试结束了，高校间的较量刚开始”，这是一位招生老师对此时激战正酣的高招“暗战”的总结。
去年南京大学与7名考生签订“预录取”通知却最终失约的消息还留在网页新闻里。这几天，一些考生已经上网把某些高校的“预录取”通知在网络上“晒”了出来。记者近日采访一名高分考生时，短短一个小时时间里，他接了7个不同高校招办打来的电话。香港大学近日高调宣布，已招到21位省市级高考头名，给近乎白热化的高招又点了一把火。
教育部近日重新调整了招生工作的“十条禁令”，对“预录取”、“奖学金吸引考生”等招生手段明令禁止。但是招生工作为何仍如此激烈？记者采访了几位高考招生的当事人。
1 三令五申，为何还有学校“抢生源”
河南籍考生刘丽丽今年考了561分，仅超过文科一本录取线4分，能不能进入心仪的大学，刘丽丽心中忐忑。但更令她忐忑的不是成绩，而是每天络绎不绝的电话。“每个电话都是劝我改报志愿的，说我估计上不了重点本科院校，不如改报。有我们学校的老师、有二本大学的招生老师、有三本大学的招办领导，还有民办大学要给我提供奖学金的。我考的不高啊，为什么还这么多电话？考生的电话号码都是谁泄露的？”刘丽丽很不解。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刘丽丽一样遭遇的考生很多，无论是高分考生还是低分考生，似乎每个学生都会接到高校的电话。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徐海鹰告诉记者，分数线划定后，按批次“打电话”已是招生的“惯例”。除了打电话，“预录取”、“奖学金”等更是成了“潜规则”。“谁不想招高分学生？我不争也有别人争，就是看谁的工作做得到位，拼谁的学校名气大了。在招生环节上，激烈程度绝对不亚于高考。”一位招生老师这样说。
招生过程到底有多乱？
“一言难尽”，徐海鹰说，“打电话已经是最文明的方式，不少高校还是有底线的。但是一些高校的做法只能用‘下作’形容。”
“连哄带骗，为了拉住学生，什么招都能出”。徐海鹰告诉记者，“有找高中老师做工作的，有从身边人发动的，有诋毁别的学校的，有吓唬考生说‘不报我们学校就退档，让你什么也报不了’。这在一些实力比较薄弱的高校比较常见。”
“这也可以理解，这些高校生存压力比较大。我曾经到江西一所高校去调研，这所学校号称每年招2000名学生，那么推算起来四年在校生应该有差不多8000人。但是当我中午吃饭时间走进他们食堂时，却看到冷冷清清一片，学生都去哪了？他们说不出来。我了解到有的高校学生早早就出去打工了，只要交学费学校就给注册。学校领导总要把学校支撑下去吧，所以每年拼命争抢生源。”徐海鹰说。
除了普通生源的争抢，更热闹的是高分生源的竞争。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许炒作状元，但每年各省市的高考头名总会一分钟不耽误地被“挖”出来，而他们的抉择更成为舆论衡量学校实力的一个标志。
在争夺生源的问题上，如果说一些高校的方式是“连哄带骗”，那么用一个词形容港校和内地高校之间的高分争夺战，不少人脱口而出的是“不择手段”。记者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听到“不择手段”这四个字，除此之外，还有“摘桃”。
为什么内地高校和港校在生源竞争中屡显劣势？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分析道：“当然港校有诸如办学国际化、高额奖学金等优势，但内地高校的‘劣势’实际上是被‘不平等’的招生政策给强化了。这‘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内地高校的政策约束和给予港校的政策优惠。和港校相比，内地高校背负了更多社会责任。港校不需要考虑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不需要考虑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生源问题，也不需要在意高考分数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他们只要放手‘摘桃’就好了。港校没有具备实质约束力的‘招生计划’，好学生可以放开了招，当然，如果生源不好，也可以一个都不招。而内地大学除了要严格按照招生计划来录取外，在高考面前只能认‘分’，分够了必须招，分不够就是考生再优秀也不能招。另一方面，港校还拥有招生政策上的‘最惠待遇’：港校可以享受真正意义上的‘提前批次’录取，考生档案是可以在内地高校录取前提走的；可以对看上了的学生‘诱之以利’，许以高额奖学金，这在内地高校是被明令禁止的；还可以在盘点招生成果时放开了宣布招到了多少状元，而这是内地高校这些年来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的。”
北京籍考生李菁今年考了663分，她说尽管这个分数能让自己上内地最好的高校，她依然会选择港大。“港大在国际上的排行比内地高校高，港大描绘的图景是我们没经历过的，奖学金会高很多，对我们来说，吸引力确实大。”她说。
2 “我们目前招的是‘分’”
对于人才的渴求本无可厚非，但一味争抢生源意味着什么？争夺高分生源与招生工作的目标不能直接画等号，但是，招生过程乱象频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于涵向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因由：“目前的大学招生是‘以考代招’，除了考试之外没有别的评价方式。虽然高中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可以当参考，但是影响有限。现在的情况是，学生、高校甚至中学都被捆绑起来，由高考分数一元评价。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高校无法全面科学地评价和选择学生，高校和学生也都无法不接受分数的‘评价’，所以不是大家非要抱着高分情结，而是因为我们目前招的是‘分’，不是‘人’。”
于涵认为，评价方式单一只是招生过程纷乱的一个内在因素，还有外在因素推波助澜。“在目前评价方式单一的基础上，绝大部分的省份又选择出分报志愿，还有平行志愿，无异于雪上加霜。我认为，从长远看，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制度设计。这是用一个看似以人为本的手段，造成了一个更‘唯分数论’的结果。把分数用到极致，把过程和结果割裂开，考生为了把每一分都用上，会在选校选专业时放弃很多真正要考虑的因素，诸如本人兴趣、特点、发展目标、与大学及专业的契合度等，这无异于舍本逐末；同时，大学做招生咨询也成了‘花架子’，因为讲了也没用，反正都是分数说了算，还不如花多点工夫在招高分学生上。”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主任王化深对此也深有感触：“有了平行志愿以后，就没有什么争抢了，也争不了。因为平行志愿是电脑直接按分数排序的，招生老师能做的极其有限，高校没有什么自主权。学生早按分数排好了，学生的扁平化很严重。我们学校在江苏省录取的最低分和最高分之间只差了6分。”
于涵打了个比方，在这种情形下，高考招生更像个市场，“填报志愿是游戏规则，商品是学生，价格是高考分数，买方是大学，卖方有一堆（学生自己、家长、老师、中学等），还有人做中介。目前我们不像在选拔学生，倒像是在做买卖。大家的心态都发生变化了。”于涵对此十分困惑。
3 高校该用什么吸引学生？
如何让招生秩序更有条不紊？于涵认为，对于大学而言，最重要的是“净化环境”，推行“阳光招生”，保证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招生的过程是高校健康形象的展示，我们坚决拥护教育部最近出台的‘十条禁令’，当然从执行上来说，一些事情不是一脚‘硬刹车’就能马上遏止的。但是，我们希望招生高校都不要搞小动作，大家应该想一想，某些行为会给学生带来怎样的影响。同学们寒窗苦读十几年，进入大学前第一课看到的不应该是互相倾轧、功利主义。作为大学老师，我希望大家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来招生，如果肆意妄为的话，转过头来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学生？”
王化深说：“目前有些高校招生在规矩地做工作，有些则是打着擦边球做。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强法制建设。用法律法规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谁撞线谁受罚。我们呼吁《考试法》尽快出台。同时，《教育规划纲要》倡导的建立国家考试委员会，设立跨部门的国家级考试院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希望各个学校都能自律、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拆台。”
王化深还建议：“为什么不能用学校的实力、特色吸引学生呢？用奖学金吸引考生等招数真的不一定有用。比如能上普通一本的学生，如果有个政策说交50万元能上北大，学生都可能会去；更何况你反过来，给学生50万元，让本来能去北大、清华的学生去普通学校，可能吗？”
除了学校自身的实力，可以吸引学生的还有服务。“不少中学教师、家长实际上对目前的平行志愿一知半解，因此，我们派出170多位招生老师提供招生咨询服务。”王化深说，“其实平行志愿是一个检索类方式，按成绩按志愿把学生分到各个学校，但是一个批次一个人只有一个投档机会，如果不同意调剂被退档的话，所有的学校都无法看到这个学生的档案。关于平行志愿填报，我总结了秘诀：‘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有希望、没把握的都报第一志愿’。我们会把这些秘诀传授给学生家长。我们的招生老师也不会对考生说承诺性的语言。即使来咨询的考生成绩非常好，也只能对他们说‘希望比较大’。”
4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怎样实现？
于涵希望，对高考，“舆论别再强化了”。“由于热度过高，近年来，针对高校排名出了不少排行榜。我见过一个排行榜，在榜单上，新生质量就等同于高考录取分数线，这太不科学、也太功利导向了。”
在招生工作上，于涵希望高校更早地行动起来，“寓教于招”，在与中学生直接的交流和咨询中，帮助他们了解大学、树立目标，传递科学和长远的成才观、择业观，“当高中生开始认真地关注和思考分数以外的东西时，他们离大学和社会的需要就更近了”。“我们更希望能看到一些改变：第一，招生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第二，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势在必行。不光是高招，我觉得这是个导向问题，小升初考奥数，小学生就会学，大学如果唯分数论，自然从小学开始，分数就成为学生追逐的目标；第三，高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要兼顾效率、公平。当然，谈改革不是说把选择权都给了高校、给了考生就可以了，这在目前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阶段，只能是空谈，其结果是既提高不了效率，又损失了公平。我们一直呼吁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就是《教育规划纲要》里提出的目标，这条路任重道远，我觉得，应该鼓励大学勇敢地成为这一改革历程中的主力军。我相信，大家有这个信心。”
王化深则希望整个社会对高考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高考只是中学阶段读书的成果总结，学生的成才与否和学校培养有关系，我们可以拿成绩做标准，但分数不应该是唯一的衡量准则。”王化深说，目前偏重成绩衡量还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趋势——女生越来越多。“以我们学校来说，本科的男女生比例是2：1，经济管理等专业甚至可以达到1：2，但是在几年前，男生是普遍多于女生的。”
王化深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高校应该首先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我们应该把‘招生、培养、就业’打通，形成联动机制。此外，高校一些专业设置不清楚。比如旅游管理，是‘管理旅游’还是单纯提供旅游服务，大家都不清楚，连学生也不清楚。物流管理、酒店管理也有类似的问题。高校需要想清楚的是如何设置自己的专业，增强特色，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
本报记者 姚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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