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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从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第一季度承接了去年4个季度连续回落的态势，进一步回落到8.1%，低于社会上普遍预期的8.4%或8.5%的水平；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来看，今年也承接了去年7月以来的回落态势，4月份进一步降到9.3%，亦低于社会上普遍预期的12.2%的水平。
面对经济下行趋势，人们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和政策调控产生了诸多讨论和猜测。为了理清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教授。刘树成认为，对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的形势，既不能反应过度，如极力主张大力度放松宏观调控政策，甚至再次提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危机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中国经济滞胀论”等说法；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认真分析经济增速明显回落的各种可能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刘树成特别强调要避免出现两个倾向：一是淡化甚至忽视GDP的倾向，二是忽视固定资产投资的倾向。
GDP过高过低都会恶化经济结构
经济增速度回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刘树成对学术界已有的分析进行综述，梳理出了七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二是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三是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四是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五是资源、环境、劳动力供给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六是企业经营困难，各种成本上升，资金紧张，市场需求疲软，利润下降；七是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有惯性。
刘树成认为以上原因都存在，都导致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他特别强调还有第八个方面的原因：一些地方在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下大力气去做好经济工作，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
为什么不可忽视GDP？刘树成分析说，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参与生产和服务活动所形成的增加值。物质资料生产，以及相关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活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稳定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
在现实经济运行中，GDP增长速度确实不能太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曾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其要害就是“大起”。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会产生“四高”问题，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这很快会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由此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因此，反对GDP崇拜、反动盲目追求和攀比GDP是正确的。
但是，刘树成强调，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速度也不能太低，否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因为GDP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没有GDP“蛋糕”的适度做大，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二是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功能的实现。三是会由于市场需求疲软而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总之，经济增长应该保持适度的速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恶化经济结构。
刘树成补充说，在当前，适度的经济增速不是简单地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不是重返“高增长”，不是再次回归GDP崇拜，而是要求“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要防止经济增速出现“大落”
具体来讲，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多高、多低为宜？刘树成指出，这涉及到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进入到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宏观经济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刘树成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同时也指出，每个时期潜在增长率究竟是多少，难以给出精确的测算，在宏观调控实践中，这是一个经验把握的问题。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震荡。为了避免带来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10%）先降到中高速（8%—10%），再降到中速（7%-9%），再降到中低速（6%-8%）和低速（5%以下）等等，分阶段地进行。
当然，现实经济生活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运行，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保持经济增长率的平缓下落。尤其是，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因此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
多年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率8%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底线，而当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刘树成认为，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中，当经济增长率冲出10%时，就要实行适度的紧缩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低于8%时，就要实行适度的宽松性政策；当经济增长率处于9%左右的区间时，经济运行状况比较良好，可以实行中性政策。
刘树成强调，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宏观调控中经常要把握好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防止“大起”，那么今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则要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率的“谷位”，防止“大落”。
适度的投资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刘树成指出，与前述忽视GDP倾向相伴随的，还有忽视固定资产投资的倾向。
学界的一个共识是，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方式的动力结构不可持续，必须改变。刘树成对此表示赞同，因为统计数据表明，近十多年来（除2005年），我国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连续大于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和拉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既会带动消费上升，也会带动投资上升，但相比之下，对投资的带动更大，这也反映在支出法GDP总量中，投资所占的比重即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所占的比重即消费率连续下降。
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但刘树成分析说，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率的提高不一定有前十年那么快，但是还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都还需要适度的投资。
与此同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等的实现，也需要有一定的投资。比如，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更新设备，提升产品质量和提高经营效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搞好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发展现代农业；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等等，都需要有一定的投资规模来支持。
刘树成认为，在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据此，我们要重视消费，但也不可忽视投资。一定的、适度的投资，仍然是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本报记者 张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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