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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面对“钱学森之问”，多数人只关注高等教育，却忽略了基础教育。一方面，青少年的创新精神有可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被窒息了；另一方面，发现了拔尖人才，却没有通道和大学相衔接而被耽误。这两者，都会让人黯然神伤。
“教育无禁区，一定要打开分数枷锁”
不能既想搞创新人才培养，又去应付高考或者所谓的自主招生
“越到高二年级，我就越紧张。”在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成立后的首次“积极推进协同创新，联合培养创新人才”会议上，北京某名校校长道出了自己的担心。那是一群实验班的孩子，一群对某一领域有着痴迷兴趣，具有超常的能力和潜质的孩子。
“他们根本不是为考试而教的，将来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考试。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实验班，知识的教学降到了最低，没有习题课，没有巩固课，考试也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但这是一种与现在的考试无法对接的教学模式。现在，这个实验班的情形是：大部分孩子都已经瞄准了国外大学。
“对于这样的学生，我都是鼓励他们到国外去找出路，没有办法。”该校长坦言，“如果我们的大学可以招收这样的学生，但进入大学后，我们的教授怎么样评价这样的学生？教课老师看到这个学生可能考试成绩不好，不善于考试，那他怎么评价？”这就是高中面临的瓶颈问题，也是高中校长最纠结的问题。
但出去了就好吗？写了无数封推荐信，推荐国内优秀的高中生出国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的感觉却是遗憾与后悔：“我觉得我把他们耽误了。在国内，我们会捧着他们；到国外后，极度的生理心理孤独、寂寞让他们找不着北。这千挑万选出来的孩子都出国了，出现这样的结局，这不是白折腾吗？”
然而，谁都清楚：高考，是横亘在探路者面前的一座大山；分数，是不可更改的考量标准。有多少探索在高考面前戛然而止？即便是自主招生，高校前行的每一步也都是谨慎、艰难。
“教育无禁区，一定要打开枷锁！不能既想搞创新人才培养，又去应付高考或者所谓的自主招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曾表示，希望打破教育体系的各阶段之间的分割，将大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理念和方式向中学延伸，开通高中—大学“直通车”。
这也正是中学校长所期望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吴颖民表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总体设计，单靠某个特定的阶段是不成的。“比如说优质的中学和若干小学建立联系，名牌大学和若干中学建立合作关系，让他们的资源共享，阶梯培养，我相信事情会比现在好得多。”吴颖民说。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营造理性、健康、宽容的环境”
我们往往在做一个探索的时候，社会舆论马上就跟我谈公平；当我们追求公平的时候，社会舆论又说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过分地追求平均，我觉得是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不尊重。既保底又不让冒尖，怎么可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施一公直言不讳地说。
“通过和大学的联合培养，能不能给优秀的孩子找到一条比较好的出路？”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何晓文表示，“高校招生也是出于无奈。唯分数论，在老百姓看来是公平的，但人的智慧是多元的，用这样一张考卷评判孩子的优劣实在不公平。”
“我们现在用总分的方法是为了操作简便，别人提意见比较少，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认为，华罗庚、钱伟长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入学，是录取他们的人敢于识别他们，也能够识别他们，而且识别对了。
“但今天，我们要面临非常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因为我们往往在做一个探索的时候，社会舆论马上就跟我谈公平；当我们追求公平的时候，社会舆论又说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总是处在舆论的围攻下，所以我们做任何一项探索、改革难度都非常大。”一著名大学校长直言道。
现实的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培养拔尖人才的文化环境同样不可或缺。一位以色列母亲的问语让施一公记忆深刻：“今天你有没有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觉得非常意外，不可思议？”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营造一个理性、健康、宽容的环境，这是非常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舆论环境、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强调说。
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书记程红兵表示，对极少数高端科技人才，我们完全可以取消高考环节，代之以全面衡量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科学素养，教授们集体考核学生，以录取学生进入一流高校。改变文化，首先要从改变政策做起，为高端人才培养创造条件。
“不要简单地用对人的公平取代对才的公平”
对人的公平，一定要有教无类，机会均等，教育均衡；对才的公平，那就是要因材施教，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没有特殊培养，出不来人才。但是这些培养的举措，现在推动起来非常难。”探索创新教育的实践者大都有这样的体会。
创新人才培养是损害了教育公平？还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教育公平的一种追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否带来更广泛的教育公平？
不难理解，不少人在这些问题上将大众教育追求公平与创新教育追求独特而对立起来。
“我觉得人才是两个字，一个是人，一个是才，要区分对人的公平和对才的公平。对人的公平，一定要有教无类，机会均等，教育均衡；对才的公平，那就是要因材施教，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袁驷表示，教育就是要把每个学生身上的潜质充分发挥出来，不要简单地用对人的公平取代对才的公平，对人的公平不等于对才的公平。
在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韩国等国家都有专门的法规和措施保证天才儿童得到培养，并把它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我们深知，缺乏拔尖创新人才，缺乏领军人物和核心人物，我们终究难以成为创新型国家。
程红兵表示，很少听到美国人谈论精英人才的培养，因为这个方面他们做得很好，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谈。他们最喜欢谈的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因为他们在教育均衡方面做得不够好。
而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行动。“这就要整合社会资源。”上海长宁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主任兼书记夏峰表示：事实上，应该建立由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一系列转型机制，为已经显露潜能的拔尖创新人才打开个别化的“绿色通道”，促使他们成长、成才。高中和大学对接以后就能联合开发创新人才的相关课程，如先修课程，建立校企联合，包括科研院所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机制。
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会长刘彭芝表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上有政府支持，下有学校实践，必须小学、中学、大学全线贯通，这就是上下互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是所有有条件的学校一起努力，达成共识，形成合力，这就是左右联动。这种良性循环形成之日，就是中国的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出头之时。
（本报记者 靳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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