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清流的孟学

    《孟子》作为儒家的重要典籍，自问世以来，历经由子书到经书的变迁，宋代以后，更是成为文人雅士的必读书，其思想学说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内涵丰富，性善论、仁政思想、民本论、王霸观、义利观等思想观念被历代学者吸收发展，成为其安身立命、批判现实、建构理想社会的思想资源。从先秦的荀子到汉代的韩婴、董仲舒、扬雄、王充、赵岐，从魏晋的徐干、傅玄到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朱熹、陆九渊，再到清代的戴震、焦循、康有为等，都基于其时代感受对《孟子》进行了不同的认识、理解和阐发，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孟学史”。

    开展孟学史研究是当前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深化

    孟学史不同于传统的哲学史和思想史，它不是对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做整体的、一般的介绍、描述和讨论，而是立足于《孟子》，探讨思想家对孟子思想的认知、理解、诠释，乃至发挥、改造，从而更好地揭示孟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精神价值。所以，有必要从“专门学史”的角度对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孟学传统进行梳理，展开深入研究，写出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中国孟学史”，这无疑是对传统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一种补充和深化，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挑战。

    孟学史的文献大致可归为四类：一是研究《孟子》的专著，如赵岐的《孟子注》、孙奭的《孟子音义》、朱熹的《孟子集注》、焦循的《孟子正义》属注疏类作品；李觏的《常语》、司马光的《疑孟》、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的《孟子微》属义理类作品；程复心的《孟子年谱》、周广业的《孟子四考》、崔述的《孟子事实录》属辑考类作品；林慎思的《续孟子》、熙时子的《孟子外书》、冯休的《删孟子》、刘三吾的《孟子节文》属增删类作品。二是评论孟子其人其书的文字，主要散见于古代学者的文集、书信、序跋及史传、目录等文献。三是对孟子思想的抽象继承和讨论。许多学者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孟学著作，甚至极少直接引用《孟子》，但他们借助孟子的思想、概念、命题，通过诠释、发挥，从而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如王通对仁政、王道的阐发，王阳明利用《孟子》释《大学》等。四是历史上关于孟学的政治事件、文化举措乃至世风转变等相关记载，如汉文帝设置《孟子》传记博士，《宋史·礼志》记载的孟门弟子封爵、配享、从祀，《孟子》与科举制度，朱元璋时期发生的孟子罢享及《孟子节文》事件等。

    开展孟学史研究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首先，孟学对士人阶层的精神气质、道德人格具有深刻影响。孟学的沉浮往往与士风的转变紧密相连。如西汉中期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大量称引《孟子》，评议时政，不仅显示了士人的主体意识，同时也反映了孟学对士人阶层的巨大影响。东汉中后期陈蕃、李膺、范滂等士林中的领袖人物，“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们身上体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人格追求，以及在与宦官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行为，与对孟子人格的情感认同密切相关。而随着“党锢之祸”，有识之士被残酷镇压，孟学因其社会批判精神无法在社会得到贯彻而走向衰微。宋代孟学再度兴盛，受到士人垂青，与“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逐渐成为士人阶层的普遍信念息息相关。

    其次，孟学在历史上是以“为民众代言”的身份出现的，与民众血肉相连、为民请命是孟学的精神实质。孟学诞生于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战国后期，孟子是以新兴社会阶层“士”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希望以王道、仁政的思想启发、教导君主。同时，为民众的利益大声呐喊、呼吁，对暴君污吏的“残民”、“害民”等不义之举进行猛烈抨击和抗议。对于君，他是“师”也是“臣”；对于民，则是其代言人，是维护其利益的“民之父母”。孟子的民本说、井田说，都是为缓解社会矛盾、站在老百姓立场上提出的解决方案。每当社会矛盾尖锐、紧张的时候，这些方案都会被人们重新提起，赋予新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思想传统。

    再次，孟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抗争精神，孟学史就是一部与王权抗争的历史。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在作为现实政治主体的“君”之上，又设定一个作为道德主体、价值主体的“民”，使“君”不能自有其意志，必以“民”的意志为意志，否则便不配做人君，为仁人志士反抗专制、暴政提供了理论武器。

    总之，孟学是中国文化的清流。通过孟学史研究，对孟学的核心价值、思想学说进行分析、总结，了解其在历史上的发展、流变，探讨其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孟学史”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