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评什么？

    编者按

    近期，攻克数学难题的22岁在校学生刘路被中南大学聘为教授级研究员。复旦大学近期也表示：该校教师仅凭一两篇代表作就可获得教授参评资格。这两条新闻给每年由职称评定掀起的“论文大战”打开一个缺口——论文评价，“贵精不贵多”。

    然而，也有人认为，获得国际奖项只是特例，而“代表作”也是论文，这种方式并没有打破人才选定的固有成见，收效如何不敢保证。大学教师能力如何衡量？有没有更科学的方式？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数量仍是主要依据

    “最近我们学校也修改了职称评定标准，但是并没有完全跳脱出‘数量’的圈子。相信对于很多学校来说，‘数量’仍是目前主要的评价方式”。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王德岩告诉记者。目前，一些学校把“代表作”视为职称评定标准，王德岩认为，这“回归了学术本身”，“能让青年教师更专注于自己的研究方向，避免重复式量产”。

    “如果单纯从‘数量’出发，危害自不必说。单从理论上也不可能做到，每年应届毕业的本科、硕士学生以及需要刊发稿件的教师数量就远远大于目前我国的期刊发稿量。如果真正看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有一篇就可以说明问题。” 王德岩说。

    北京一所高校副教授张佚去年刚刚参加职称评定，尽管在授课方面十分突出，他仍然在论文发表上下了不少“苦功”。“我认为以数量衡量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因为大学分科不同，理科、工科、文科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比如中南大学学生刘路，他的科研成果很直观地表现了他的水平，他有获得正教授级研究员的资格。但是对于一个文科教师来说，标准的好坏就有些难以核定。”张佚说。

    “代表作”制可行吗？

    每到评选职称时，论文大战总让不少老师“身心俱疲”，一位青年教师形容论文战是“兵荒马乱般的车轮战”。“改革”、“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代表作”制、或由一篇高质量的文章决定胜负是否是现阶段可行的办法？

    王德岩认为：“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符合学术发展阶段的。而且这样的规定也更利于年轻人的发展。从文科的角度说，青年教师对新兴知识的掌握并不亚于一些资深教授。但是在数量战的时候，他们对于一个问题研究不深就要赶快写出来发表，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发表七八篇文章才发现第一稿可能结论有问题。不利于学问往深层发展。”

    张佚则认为，目前的评价标准有“不合理”的地方。“目前的状况是，理科、工科、文科的评价标准都偏向工科的‘数量论’。从某种程度上，工科可以拿数量说话，因为它的水准是大致可以衡量的，但是很多学科并不如此。目前的评价方式把所有学科都往一个模子套，发表8篇就可以，发表7篇就不行，这不科学，不是‘水平来决定’而是‘规定来决定’。‘代表作’制希望大家都沉下心来往深里走，这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问题需要想清楚，比如1篇90分的文章是不是一定大于20篇80分的文章，另外，如何评价一篇文章的优劣？叔本华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30岁发表的，但在他70岁的时候才引起轰动。如何能找出有远见的慧眼识珠的评委？我觉得规则的细分很重要。”

    在采访中，不少青年教师认为，以论文数量来衡量，相当于“杂志在衡量而不是专家在衡量”，而且仅以数量评判，“鼓励平庸”。但“代表作”也是论文，如何摆脱这种窠臼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认为：“目前的评价标准是‘直接评价’太少了，大多数是‘间接评价’——依靠杂志把关、依靠‘引用率’说话、过份迷信国外。我见过一些高校老师，要求学生写论文时，引文必须是自己的作品，这样引用率必然高，但是这能说明水平高吗？我想，还是应当直接评价科研成果本身。比如哲学，应当选择文科类大同行的专家加上哲学类小同行的专家一起作为专家委员会参与评议，我相信‘代表作制’也是期待达到这样的效果，作品是否在一级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水平如何都由专家委员会评议。这样比较科学，也能摆脱平庸的窠臼。”

    被“忽视”的教学水平

    在记者采访的高校教师群体中，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职称评定上、能力衡量上，几乎没有人提到“教学”。张佚失望地告诉记者：“在职称评定上，讲课所占的比例恐怕是‘0’。”

    王德岩向记者解释了相关规定：“在职称评定上，授课是一个底线。大多数学校会根据级别要求教师每年上多少课时、上多少门课等等。但是，教学水平在评定职称上的作用确实很小。因为对于学校来说，首先授课好坏没有像科研一样的标准，其次，就教育部规定的毕业率、考研率、就业率等来说，这些标准高与教师授课之间无法真正划上等号。目前，尽管让学生为教师授课打分，但在学生笔下，一般教师的分数没有低于95的，拉不开档次。而且从客观上说，按资排辈的风气还是很盛行。如果评选全国优秀教师、授课能手之类不太可能会有青年教师获得。”

    “久而久之，这样的现象会让青年教师有些委屈，授课的热情也会受到打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青年教师这样说。

    程方平认为，这种现象是本末倒置。“在高校，教学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应当是教学第一，科研第二。如果对高校功能展开排序，应当是这样：教学、科研、服务。而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科研也有很好的促进。如果一个教师授课做的不好，科研再好都是名不副实的。”

    同时，教育部在鼓励高校教师授课方面，已经有不少激励机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罗圣国表示：“讲课有热情、有感染力、信息量大、能吸引学生注意力等指标都是教育部评估高校教学的主要内容。”

    王德岩认为，目前的“代表作”制和青年学生刘路的新闻都给青年教师的成长指明了方向，“在科研道路上，青年教师有了更深耕细作的空间。当然，希望授课内容也能更好地反映到职称评定中去，这样对高校教学工作将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 姚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