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祭祀 殷先王考

    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出土了一万七千多片甲骨，卜辞内容涉及到周人早期的祭告、祈年、田猎、征伐等活动。其中，H11∶1、H11∶82、H11∶84与H11∶112等四片甲骨记载了周王在文武丁、文武帝乙宗庙里祭祀殷先王成汤、太甲等事。如H11∶1记载：“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祭成唐（汤）……”H11∶82记载：“……文武……，王其邵帝天□，典册周方伯……”H11∶84记载：“贞：王其拜又（佑）大甲，册周方伯……”H11∶112记载：“彝文武丁□贞，王翌日乙酉其……”周人祭祀殷先王之事，不仅见于甲骨卜辞，在先秦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墨子·非攻下》云：“武王乃攻狂夫，……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焉。”可见，这种祭祀不仅发生于先周时期，也存于灭商之后。那么，作为姬姓的周人为何要祭祀子姓商人的先王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从祀典制度上看，这一行为乃是基于三代的命祀制度及中国古代“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祭祀原则。

    命祀是一种实行于三代的祀典制度，在《左传》、《周礼》等先秦文献中都有记载。它要求邦国、都鄙等必须遵从王室之命进行祭祀，若是违背，则会受到刑罚。目的是为了让臣民在神明的监临下对王室惟命是从，不敢背叛，从而把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在宗教仪节上也体现出来。类似事例，如《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卫成公命祀夏先王相，宁武子以周室命祀拒绝，云：“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杨伯峻对此解释说：“‘间’借为‘干’，犯也，违也。……盖诸侯之国所当祀者，由周王室命之。卫国之所当祀者，为成王、周公所命，今祀相，在命祀之外者，故云犯成王、周公之命祀也。”再如，《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灭虞，“修虞祀”。孔颖达疏曰：“虞受王所命之祀。”由以上可推知，作为臣服于商的周邦，奉命在周原为殷先王立庙并加以祭祀，这完全是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礼制。

    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族姓上的区别并非作为古人制定祀典的根本原则，而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功泽遗利于民人后嗣。《淮南子·氾论训》说：“炎帝于火，死而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先秦时期的祭祀对象，多是有功德于民的煌煌烈祖、赫赫名王，从五帝、殷契、周弃，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他们均因生前有功泽于民，死后被列为祀典之神，而并无族姓上的限制，这就证明了“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祭祀原则。无论是商王朝的建立者汤，还是经过“桐宫悔过”而修德厚生的太甲，为周人所祀，乃情理中事。

    其二，从血缘关系上说，商周同祖，再加之商周之间的姻亲关系，这种祭祀也是有必要的。

    据有关文献记载，商周本是同祖。契和后稷同为帝喾之子，又分别是商人与周人的始祖。对此，王肃、孔晁称：“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喾”。（《礼记注疏》卷46）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也说：“殷周皆帝喾后”。正因商周同祖，遂有商周同尊禘帝喾之事，如《礼记·祭法》记载：“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在同祖的基础之上，商周又有着姻亲关系。在中国古代，婚姻关系总是和政治关系联系在一起，联姻则意味着政治上的联盟。先周时期，周人为了壮大自身势力而联欢殷人，同时殷人亦欲倚周人而安抚西疆，商周二族遂实行联姻，这在文献中有所反映。商王娶周邦之女，如郭沫若《甲骨文合集》记载：“贞：帚周”。殷墟卜辞中常见“帚某”，通常情况下，这些“帚某”多为殷王之妻。此“帚周”，则说明周邦之女嫁给商王为妻。同时，周王也娶商室之女，如王季娶商朝畿内贵族之女大任、文王娶帝乙之女大姒。《诗经·大雅·大明》记载此事云：“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诗中满腔热情地赞美了这两桩婚事，指明了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大任，是从商族挚仲氏娶来，而文王之妻大姒，所谓“伣天之妹”，即帝乙之女。如此以来，周邦王季、文王与殷商王室及畿内贵族结成秦晋之好，形成了舅甥之国，产生了血缘关系。

    既然商周同为帝喾之后，又存有姻亲关系，那么，周王在宗周建立殷先王宗庙并进行祭祀，盖礼当若此，不应以“非族”、“非类”视之。

    其三，祭祀殷先王，乃外交策略之需。

    在灭商之前，岐周作为殷商的一个属国，为了壮大自身实力，在外交上采取多项措施以结好商王。如《吕氏春秋·顺民》记载：“文王处歧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为西伯，赐之千里之地。”那么，在周原立庙祭祀殷先王，也应作为讨好商王的一种外交策略。孔子曾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何晏解释说：“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谄求福也。”意思是说，并非自己的祖考却予以祭祀，目的是为了谗求福祉。由此可以推知，周文王在周原建立殷先王宗庙而祭之，目的也是为了谗求福祉。当然，这种祭祀以谄媚殷鬼（殷先祖）为旗号，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谄媚殷人，以获得自身发展时机。在灭商之后，周人对殷先王的祭祀并未停止，此时的祭祀活动，则变成了一种稳固统治基础的手段。

    总之，凤雏甲骨与先秦文献中都记载了周人祭祀殷先王之事。周人之所以要祭祀殷先王，是基于三代的命祀制度及中国古代“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祭祀原则。同时，商周本是同祖，再加之王季、文王相继娶商朝畿内贵族及商王室之女为妻，与商朝结成甥舅关系，周人也因此与殷先王有了直接的血缘关系。另外，周人立庙祭祀殷先王乃是投殷人所好，是其外交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