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藏简再辨伪

    浙江大学教授曹锦炎先生于6月18日《光明日报·国学》刊文《浙大楚简 毋庸置疑——从文本角度论浙大楚简的真实性》，回应笔者《浙大藏简辨伪》（以下简称《辨伪》）。曹先生避开《辨伪》一文从形制、内容、鉴定到书法章法、结字、笔法的全面证伪，只是摘引《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以下简称《浙大简》）书中《左传》9例、《日书》2例、古文字7例考释内容，试图通过“最重要的浙大楚简的文本内容”，来证明浙大简的真实可信。在我看来，曹先生的做法至少犯了两个方法性的错误：第一，所举古文献、古文字的例证，无一不是造伪者可见的材料，只能说明造伪者有据可依，无法证明浙大简不是伪作；第二，所举竹简文本的材料，完全没有文本复原的关联性概念，孤立片面，无以服人。文本复原的关联性，要求简帛工作者用关联的眼光看待文本，既要看到文本的字面意义，也要看到不同文本之间的关联，乃至文本之外的相关背景。作为浙大简的整理者，曹先生所举18例证据之所以无一令人信服，就在于忽视文本关联，只看见材料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以下按整理者所举18例原序，逐条批判所举《左传》、《日书》、古文字等“最重要的浙大楚简的文本内容”。文中删去可有可无的繁文术语，以方便读者。

    整理者于《左传》第1例（简67、68）举浙大简无“闰月”二字、第2例（简32-34）举浙大简“栾黡”后无“士鲂”二字，认为分别可证杜预、王引之之说，故为真简。孰不知作伪者完全可以根据杜、王之说，在作伪时不写“闰月”、“士鲂”二字。

    《左传》第3例（简98、99）举今本《左传》襄公十年“偪阳人启门”，浙大简作“偪阳内启门”。整理者认为，“从上下文义看，当以简本为长。”至于“上下文义”为何，整理者并未解释。据《左传》上下文，偪阳为妘姓国，是地名。作为动作的主语，“启门”者只能是今本《左传》所说的“偪阳人”，而不能是浙大简所说的地名“偪阳”。作为古文字学家，整理者看到“入”、“内”、“人”在字形上形近易讹之处，这是正确的；但片面引申这一现象，不顾《左传》上下文之间的真实关联，结论自不可取。

    《左传》第4例（简55）举浙大简“简文‘趋’作‘﨤’当为同义替代”，与今本《左传》合，但这并不能说明浙大简的真伪。第5例（简75、76）举今本《左传》“处”字浙大简作“凥”字，第6例（简58）举今本《左传》“垫”字浙大简作“”字，均与包山楚简及《说文解字》相合。与第1、2例相似，这样的例子只能说明作伪者有备而来，作伪时参考了包山与《说文》的材料，并无法证明浙大简为真。

    《左传》第7例（简1）举今本《左传》“宋灾”，浙大简作“宋烕”；第8例（简14）举今本《左传》的“陶唐”，浙大简试图写作“都唐”，结果“都”字讹作“”字；今本《左传》的“阏伯”，浙大简试图写作“ 伯”，结果“”字又讹作“焛”字。这几处错讹，分明是作伪留下的破绽，整理者却曲为之说，运用丰富的古文字与音韵学知识，证伪为真，力考浙大简中这些讹字，讹得有理有据，令人扼腕。

    《左传》第9例（简11）是整理者所举18条证据中，唯一一条针对《辨伪》一文提出的质疑所作的回应。《辨伪》指出：“‘士弱’是人名，作伪者妄改，在人名之中插入‘之’字，是作伪的硬伤。”文章刊出，此条质疑便为网友们所热评，纷纷认为是《辨伪》的败笔。整理者深许其说，浓笔重彩，力辨其非：“恰恰相反，这是一条证明浙大简属真的硬证！凡是对先秦文献有所涉猎的学者都知道，在人名之中插入一‘之’字是常识问题，先秦文献中比比皆是”。诸网友与整理者指出先秦人名常见有“之”的现象，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名之中可以随意加“之”。试问先秦文献中，哪有称老子为“李之耳”、孔子为“孔之丘”、屈原为“屈之原”之例？《左传》中“士弱”为人名，文献中没有任何证据以之别作“士之弱”，是为作伪者妄改之例；浙大简中随意加“之”，甚为普见，如《左传》简5有5个“之”字，其中4个为作伪者添加。认为浙大简把“士弱”写作“士之弱”属于妄改及作伪的硬伤，并非没有理由。仅凭一则见于浙大简的“士之弱”，就认为得到了证明浙大简为真的“硬证”，且不说孤例不成证，就是以浙大简证浙大简这种循环论证的方法，恐怕也无法取信于人。

    浙大简《日书》的材料，《辨伪》文中并未讨论。但整理者第1例举“鹊始巢”、第2例举“水始涸”均见于《吕氏春秋》，而浙大简又有“鹊巢”、“始渴”二词，以此证明浙大简为真，不免失之牵强。

    古文字第1例所举字，古文字学家不识，浙大简用作“大”字，与目前出土的种种楚简写法不合，也是作伪的证据；整理者却沿用以浙大简证浙大简的方法，认为这是新释出的“大”字。第2例所举楚文字“失”字写作“”，早有古文字学家考其非是，见《古文字研究》第22辑、《语言学论丛》第26辑等；浙大简“失”字从“手”从“乙”，整理者认为证明了《说文》之说，其实也只是作伪者参考了《说文》。第3例举浙大简“戯”字，认为是后世俗字的来源；其实该字正是作伪者受后世异体字的影响，留下的又一个破绽。第4例举前所未见的“”字，认为与“曹”字通假；“乍”古音在铎部，“曹”古音在幽部，两者韵部相距太远，整理者却曲说以双声通假，不能使人信服。第5-7例，整理者考证若干文字，书券三纸，却未及浙大简真伪之辨。

    凡文物书画作伪，作伪者必选自己熟悉的材料。浙大简作伪者具备一些古文字学基础，学习过《左传》的知识，但谈不上对古文字有“精湛造诣”、对《左传》有“深入研究”，更不是什么“一流书家”。泱泱中华，人才济济，网络时代，资源共享，掌握楚简作伪的雕虫小技，何难之有？倒是《辨伪》一文对浙大简科技鉴定、专家鉴定的种种质疑，非造假者所能负责，也不是一句“详细数据已在书中附刊，读者可参阅”所能搪塞的；笔者的质疑，正是参阅“详细数据”之后提出的，整理者对此应有负责的回应。

    《辨伪》一文指出，整理者所称浙大简碳14测定的年代，是一个误导性的说法。令人遗憾的是，整理者误导手法的运用，已愈演愈烈：整理者在上海某媒体发表谈话，称浙大简是“传世品”，有很多可能性，其形制或曾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为改变；又在《光明日报》撰文，称“《邢文》所谓竹简尺寸不一，无契口、无编绳痕迹等情况，凡是读过考古报告或见过考古发掘品的读者，都能找到出处”——既是形制被人为改变的“传世品”，又是在考古报告中能找到出处的考古发掘品，前后矛盾，语焉不详，令普通读者无所适从。然而，浙大伪简，铁证如山，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再精致的误导，也无法改变事实真相。笔者决非“简牍鉴定界的权威”，虽曾探简西北大漠，访简东南沿海，论简欧美，博览海内外公私收藏简牍帛书，手摹目验，参加整理，但也只是一名具有学术良知的普通简帛学者而已。竹简辨伪，不是权威的专利；捍卫学术尊严，人人有责。笔者确实不曾见过浙大简原简，但是，要证明鸡蛋是臭的，需要把它吃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