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冒险或资本的游戏？

    曾经声势不凡的先锋文学基本上偃旗息鼓。抛开繁复的技术细节不谈，文体意识的自觉是其留给当代文坛珍贵的思想资源。作为浪潮的先锋文学虽告退场，而文学试验的事实尚未曲终。从自我突破与艺术探索的意义上而言，新近尝试跨界写作的作家络绎不绝，煞是热闹。

    文学“跨界”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类。韩少功将小说与词书熔于一炉，创作《马桥词典》；刘震云将小说与戏剧融为一体，写出《一腔废话》；李洱将神话传说、历史考据、美术作品缀合一处，遂有《遗忘》……文体混糅，众声喧哗，成为“跨界”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更有毕淑敏试手科幻题材，谱成《花冠病毒》；张炜试航儿童文学之域，推出《半岛哈里哈气》；以《哈利·波特》名世的J·K·罗琳亦告转型，欲为成年读者转轴拨弦……显然，文体转换，别求新声，业已成为“跨界”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成名作家的“文体转换”或谓“跨界转型”，是个新兴气象。

    文学史上的每一次“跨界”都意味着一场“新变”，而每一场成功的“新变”都终将成为一条“陈规”。换言之，哪里有“划界”，哪里就有“跨界”；而“跨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划界”。富有才志的作家心中郁结“影响的焦虑”，不满于既成的语言秩序与身份标识，于是便有了“跨界”的冲动与实践。如果说作家的文体混糅是对文学类型的瓦解与再界定，那么文体转换则是作家对自身程式的挣脱与再确认。对成名作家而言，由一种文体转向另一种文体，由此类型跨入彼类型，不仅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重新分配，更是对艺术窠臼的出离，包含着主体意识强化与个人意识表达的诉求。作家的声誉由既往的作品奠定，其形象不仅由鲜明的文风、一贯的类型和稳定的选材所建构，更被评论家和读者所塑造。外界描述、评论、界定及期待视域中生成的作家形象，不仅是其艺术求索的业绩与载入文学史的标识，更成为束缚其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牢笼。这种既成的语言秩序与身份标识不仅对作家自身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更对作品本身的生成性构成了遮蔽，很容易使其陶醉其中，难以自拔。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要面对传统与定势，更须直面创造与更新，而“跨界”无疑成为他们抗争“宿命之路”的艺术抉择。

    作家所要逃避的，正是自我重复的轮回与尴尬。跨界写作，使作家从既定的叙事框架与认知图式中游离出来，在不断的僭越中寻求新的美学依归，重新赢回自己。同时，“跨界”不仅仅是游离与偏移，也可能是探寻与深掘。为了盛入别样的爱与怕、悲与喜、欲望与恐惧，他们渴望新的语言器皿。这就形成了基于审美冲动、艺术召唤与内心声音而生成的“跨界”现象，而并非有意制造的断裂效应。用福柯的话来形容“跨界写作”也许更为恰切：“在生活和工作中，我的主要兴趣只是在于成为一个另外的人。一个不同于原初的我的人。”伴随作家的“文体转型”，创作主体与艺术本身均再次获得了自由，并彰显了文学的本质精神。

    作家“跨界”，往往不是简单的物理变化，而近于复杂的化学反应。作家由此境跨入彼域，既往的想象方式、美学风格、精神诉求等并没有消失殆尽，而是经历“跨界”的变异，形成了多重经验的交织与多种话语的融合。与文体混糅的穿插与叠加相比较，文体转换的混响效果或许更为自然。远者如鲁迅，其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创作于杂文功力炉火纯青之时，显现出以杂文笔法写小说，影射现实生活的奇景。近者如张炜，其《古船》、《九月寓言》等作品，以诗化的语言，为独特而丰富的民间世界赋形，赢得如潮好评。而当其“跨界”儿童文学之时，不仅葆有儿童文学活泼轻松的特点，更灌之以蓬勃的民间生气，绘之以浓郁的地域色彩，行之以优美的诗性语言。这样的“跨界”不仅提升了相关文学的审美品质，更打破“陈规”，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然而，上述论述终究囿于个案与局部，成为跨界写作的理想情景。“跨界”现象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首先，当下整个文学生态大环境，并非三五成名作家所能主导。影视传媒一统天下，文学的日益边缘化是不争的现实。而在如今长篇小说年产逾千部的文学环境里，跨界写作更是边缘中的喧嚣，局部风云，未成大观，于大气候无扰。因此，对之不可言过其实，刻意夸大其意义。将其视之为“有益的补充”，是较为客观的态度。因其力量微薄，也不必求全责备，对真诚的艺术探索者，更应抱以宽容之心。

    其次，作家跨界写作的动机不可一概而论。有人“跨界”，求的是艺术创新，文体探索。有人“跨界”，却只为夺人眼球，追求惊奇效应，以便获取商业资本。跨界写作的动机究竟是出于文体意识的自觉还是对于市场投机的迎合？如果是后者，那么跨界写作则与前些年盛行的美女写作名目无异，不过是商家炒作的噱头。当前，作家们转向何处，跨至何境，资本在其间规训的力量不可小觑。“家族史”热，群起跨界修家谱；“犯罪小说”火，共同转型造悬案。如此“跨界”，其本质必然是“一体的多样性”与“压抑的多元化”，而非艺术求索，最终沦为“跨界热闹，精神单调”的局面。

    最后，在广义上，“跨界”本无奇，是现代历史中最为习见的现象之一。身份的游移，界限的模糊，生活的多变，信息的漩涡，景观的爆炸，正是当下的现代性体验。马歇尔·伯曼认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文学领域里的转型与跨界、喧哗与骚动、逐新与求异，实属常态。对此，评论界当保持一份冷静，不必唯新是求，急于称庆。因为“新”不等于“好”，“旧”也不代表“坏”。

    跨界写作，可能是一场艺术的冒险，或许又是一轮资本的游戏。诚如杰姆逊所言，后现代说到底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对于“跨界写作”而言，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