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学的沃土

    五四以来，大学成为了新文学的温床，现代作家中的许多人，都曾长期任教于高等学校。其中北京大学自然首当其冲，诸多新文学的发起人和创造者，都曾任教北大；清华园里也走出了许多重要作家。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人才辈出，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诗人。

    这一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也称得上气象不凡。不止钱玄同、李大钊、黎锦熙等曾在这里任教，连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也曾长时间任教师大。稍后则有钟敬文、穆木天、焦菊隐、郑敏、李长之等著名现代作家和诗人长期执教于此。在师大培养的学生中比较有名的作家诗人则有石评梅、张我军、牛汉等。这些名字，在很长时间里共同矗立起了师大的精神界碑，成为百年师大的灵魂和象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之后，北师大文学创作的风气与活力日盛，许多学生文学社团的成立，极大地推助了校园文学创作的氛围。这个时期师大的教师中，也还活跃着许多老一代的学者的身影，不只钟敬文、李长之、黄药眠、郑敏等著名现代作家和批评家仍对学生产生着巨大影响，那时相继在此任教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如童庆炳、蓝棣之、任洪渊、刘锡庆、李复威、黄会林、王富仁等，也对校园文学创作的环境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此环境下，80年代的北师大可以说涌现了难以数计的文学爱好者与写作者，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苏童、陈染、刘恒，以及毕业自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作家研究生班的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洪峰、毕淑敏等，如今他们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苏童：中短篇小说领域最具大师气象

    苏童于1980年北上求学，北京师范大学带给苏童的是别样的生命体验，“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在上学期间，苏童就写作并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和诗歌作品。1987年前后，他以《1937年的逃亡》等作品而声名鹊起，很快与余华、格非等人一起，被誉为“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他的《红粉》、《妻妾成群》、《米》等作品的问世，以及经张艺谋将其作品搬上银幕，苏童的小说被大量翻译，随之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他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城北地带》、《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等，也都引起广泛反响，激起文学话题。“踏实一直以来是师大的校风，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文风以及做人的态度。”

    苏童是一位公认的短篇小说“圣手”。无论是他早期以书写青春成长为主题的“刺青系列”、“香椿树街系列”，以书写南方城镇生活为主题的“妇女系列”，书写历史题材为主题的“后宫系列”等，还是近年来书写日常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飞跃我的风杨树故乡》、《刺青时代》、《香街野史》、《妇女生活》、《桥边茶馆》……都称得上是当代短篇小说中的“妙品”。

    苏童的小说致力于书写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的经验，注重揭示人性的黑暗与多面性，并从而揭示出历史本身丰富的悲剧内涵；他还特别注重刻画人物心理，尤其擅长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沈从文之后，苏童是最具大师气象的中短篇小说领域的作家。

    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大家

    莫言、余华等作家与北师大结缘，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童庆炳教授等人的推动和努力下，北师大中文系与中国作协属下的鲁迅文学院合作，开设了面向全国优秀青年作家的作家班研究生班。此班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所有最活跃的青年作家。回忆起童庆炳、韩兆琦等老师上的课，莫言深情地说：“师大地理上离家近，心理上离心近。”

    1985年，莫言以一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而震动文坛，稍后又以其“红高粱”系列中篇，以及在此基础上汇集而成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奠定了他作为“新潮小说”运动之代表人物的地位。在北师大学习的过程中，他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达到了创造力的巅峰状态。在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他塑造了一位见证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民间母亲的形象，她风雨如晦、苦难深重的一生，见证了这个世纪中国历史与民间社会沧海桑田式的变迁。在世纪之交以来，他又接连推出了《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长篇，也都产生了巨大反响。莫言传承了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批判精神，对于传统文化的痼疾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即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都有非常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不仅如此，莫言还是一位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大家，不但作品数量之巨在当代作家中罕见，而且每一部都在形式上有所探索和创造。他的《红高粱家族》可谓是当代中国长篇小说文体变革的开路先锋；《檀香刑》和《生死疲劳》则都称得上是最具戏剧性、也最具叙事难度与魅力的作品。

    余华：以“极简”写作获得重要地位

    余华在北师大作家研究生班就读之前，已是“先锋派”代表人物，其短篇小说以强烈的陌生感、寓言性和形式意味引起瞩目。余华感念北师大老师对他的培养：“童庆炳老师永远是我的班主任！”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陌生化的写作风格突然一变而为简洁与浅白的叙事，接连推出了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确立了他独有的“极简主义”和寓言化的写作风格。迄今为止，他是当代作家中以较少的创作数量获得重要地位与评价的典范。他的作品在传承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主题方面，同样具有创造性的发扬，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中，关于“历史-刑罚”主题的叙事，关于人性黑暗的“存在主义式”的揭示，都给人以强烈的灵魂震撼，而之后的长篇写作，则对中国当代的历史作了贴近底层人群的生动描绘。

    余华擅长写“小人物”的心态与性格，他所刻画的福贵、许三观、李光头等，堪称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具人性内涵和性格质地的、可以与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媲美的人物形象；而他的语言也是最浅白、最接近口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