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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前半生事迹过往的著述，由于缺乏原始史料，大多语焉不详。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所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通过大量史料，对孙中山前半生事迹进行深入研究，最终解答了孙中山为促使中国现代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这一宏观历史问题。这部著作的中文简体版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我想谈谈读后的一些感想。
没有孙中山，就没有我们所认识的辛亥革命
黄宇和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非常清晰的一条脉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就没有积极仰慕西学之心；没有仰慕西学之心，就没有我们所认识的孙中山；没有孙中山，就没有我们所认识的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我们所认识的中华民国。黄宇和因而致力于孙中山、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近现代中外关系研究，严谨治学，做出了许多重要成果。
例如，发生于1896年10月的孙中山伦敦被囚案曾轰动一时，而孙中山到底是被绑架进公使馆还是自投罗网？这一度被史学界公认为悬而未解之谜。黄宇和广泛搜罗中英两国政府档案、侦探报告、报刊记载等材料，并到事发现场拍摄了大量实景图片，发掘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从而证实了孙中山是被绑架进入使馆的，并由此撰写了被称作历史侦探著作典范的《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一书。这部新著秉承《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的写作风格，并有所发扬光大。
辛亥革命距今百载，关于孙中山研究的论著已有不少，但是黄宇和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过去有关论著都语焉不详，或有失实之处，难明真相。黄宇和发扬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及严谨求实学风，穷二十五年之力，遍访广东省、香港、澳门、夏威夷、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馆，并频频到翠亨村、香港、澳门和夏威夷等地作实地调查，经过抽丝剥茧般细致考证，努力寻求上述问题的真相，藉此把孙中山前半生的曲折经历，以及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最忠实地呈现出来。这种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国学，直接影响了孙中山思想的发展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关于孙中山前半生曲折经历的考证，使我受益良多。
例如，关于孙中山祖籍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他是否中原贵族后裔？这一问题在史学界过去曾一再引起争论。我本人对此没有做过研究，但是认为这一争论与史学“造神”有关，所以也很感兴趣。1942年罗香林发表《国父家世源流考》，声称孙中山的祖先是唐朝中原贵族。孙科、蒋介石、张继、于右任等党国要人纷纷赐序题词，国民政府教育部把罗香林破格提升为教授，罗著获“教育部学术审议会民国三十一年度学术发明奖金”。罗香林后又当上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曾是黄宇和的老师。黄先生的新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则对罗老师的说法进行了认真考证，旁征博引，抽丝剥茧，得出十分令人信服的结论：罗香林说法有误，孙中山是本地（广府）人，出身于普通农家。黄宇和提出，要“坚持在科研上竭尽所能求真”，认为“愈多实事求是，愈少制造新的神话，社会可能愈和谐”。我认为，史学“造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史学“噪声”，应当清除，《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又如，我本人以前并不清楚孙中山的国学根底如何，读了黄宇和的新著后，明白了孙中山年幼时在翠亨村村塾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情况。孙中山曾自言其实龄“十二岁毕经业”，黄先生考证：孙中山十二岁半时曾随口念出《五子之歌》，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同学唐雄回忆，孙中山“在檀读书时，中文基础已深，英文课余之暇，不喜与同学游戏，常独坐一隅，朗读古文；有时笔之于纸，文成毁之”，这些都可以佐证孙中山其时已具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并非只是一名“番书仔”。
黄宇和决心追查孙中山的国学来源，发现孙中山在香港所读的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都有涉及汉语的课程，他之所以能继续探求国学，与之有关。尤其重要的是孙中山曾自言：“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作者进而指出，“几千年中国古圣贤积聚下来的智慧，不但影响了他（孙中山）将来的行动，也直接影响了他思想的发展，并集中体现在他的三民主义中。”作者指出，孙中山在总结其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把《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代理想，从中土扩展到全世界，这抱负真不简单。同样不简单的是，孙中山闲居上海构思民族主义时，适逢是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当时众人都高呼“打倒孔家店”，他却没有这种打倒一切之想。相反，他说：“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这样的考证令人信服，又使人大开眼界。
这部著作通过对一系列历史细节问题的研究，最终解答了孙中山为促使中国“现代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这一宏观历史问题，可以说是有关孙中山前半生最具份量的史学著作，是孙中山研究的新的重要成果。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
黄宇和 著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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