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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6月09日 星期六

    民生调查

    哑铃如何变橄榄

    《 光明日报 》( 2012年06月09日   10 版)
    形成“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任重道远。CFP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制图:邱玥
    制图:陈恒

    照片为农民工领到被拖欠的工资。  CFP

        目前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国际警戒线。社会当中有贫富差距不可怕,重要的是要畅通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渠道,要让青年人充满向上的希望,社会分配格局调整任重道远……

        6月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提出,需要以民富优先,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分工和责任。当前应扩大中产阶层比重,逐渐使“哑铃型”社会转变为“橄榄型”社会。据统计,目前,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哑铃型”社会结构不稳定性日益凸显。

     消除分化:如何从调结构着手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占全国从业人员的20%,而低收入和偏低收入人员合计比重则超过60%。

        “中国10%的人占有了41.4%的财富”——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2010年的这项研究结论,似乎仍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带点中国社会“基尼系数”意味的公开表述。尽管我国城乡统一标准的“基尼系数”测算至今没有完成,但现实中,贫富差距的逐年扩大是不争的事实。

        有统计表明,目前一些行业职工和一般行业的人员平均收入最高相差10倍。按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2008年,排名前十的企业高管的平均年薪为1000万元。相比之下,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仅为29229元。前十强高管的平均薪水虽然比2007年降低了62%,但仍然是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340余倍。

        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收入偏高,是目前我国社会分配不公的突出例证。2010年,全国总工会曾就职工收入进行过一项专项调查,数据显示,上市公司高管与职工收入差距达18倍之高,呈现利益阶层分化的格局。

        要改变现状,首先得认清现状。国家发改委一项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统计,最近30年,中国6亿多人口脱贫。然而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1196元的标准提高了92%。但按照这一最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截至去年底,我国还约1.28亿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约为13.4%。

        “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指出,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要是再不解决,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苏海南说。

        众所周知,在这种“哑铃型”社会结构中,经济社会的资源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严重,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挑战。而与之相反,“橄榄型”社会中,中间阶层数量和规模较大,精英和底层数量较少,有利于社会稳定。

        构建“橄榄型”社会,关键在于形成“橄榄型”的中等收入阶层。

        苏海南分析说,目前我国城乡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还较小,大约只占全国从业人员的20%多,一亿几千万人;而低收入和偏低收入人员合计比重则达到60%以上,总数达4亿-5亿人。可以说,现在我国的分配格局基本离“橄榄型”还相距较远。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产业结构状况对于扩大中产阶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专家认为,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也是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一种体现。“因此,现阶段,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要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更加合理、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职业结构。”苏海南说。

     贫富流动:怎样开启希望之门

        社会当中有贫富差距不可怕,但不能让低收入者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房租2200元,交通费500元,跟家里借了钱付了期房的首付,月供4000元,余下的1300元,既包括伙食费,还要付通讯费……这是“海归”周亦每个月的基本开支。身为一家国有银行的新员工,月薪8000元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不敢生病,要不就供不起房了”。

        实际上,像周亦这样,收入上符合“中产”定义,却几乎抵御不了突发事件且极易返贫的“底层中产阶级”,目前在中国有3.03亿人。“中国的中产阶层远没有形成,中产阶层起码要不为基本生活所累,但现实情况却很难达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说。房贷、车贷、医疗、养老……重重压力让中等收入群体不堪重负。“整体不够成熟,个体不够坚强,这与收入分配和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

        “中产阶层”的形成与收入分配失衡有关。初次分配中,国家、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失衡,这就要进一步理顺三者关系。是同时,再分配也并未对收入差距产生明显改善作用。据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50%,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居民收入增长慢,社会福利支出增长慢。近10多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苏海南指出。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公平问题,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做大‘蛋糕’。同时,应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改变‘切蛋糕’方式,使居民从中吃到更多的‘蛋糕’。”

        “提低、扩中、限高”无疑是一条最快捷又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直接措施。早在2009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公布了《“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其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就已经成为共同的呼声。

        有关专家指出,调整结构“扩中、稳中”和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档次,也就是通过调整产业、行业、职业结构,使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行业、职业数量逐步增加,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继续提高其素质和改善其生活,来使我国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发育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社会当中有贫富差距不可怕,但不能让低收入者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强调,促进社会结构优化,防止流动性丧失,确保贫富流动机会的公平获得,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有关专家指出,要想冲破既得利益格局,起点是推动社会管理改革与创新,而教育公平则是最为关键的起点。要建立相对公平、公正的人才筛选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让青年看到通过个人奋斗不断晋升的希望。

        《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孙宇表示,缩小收入差距涉及方方面面:政府除了应运用财税等措施,切实扭转初次分配中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外,还应完善国有资本预算,规范国有企业分红,同时把提高工作条件最差、劳动时间最长、劳动报酬最低、生存压力最大的劳动者群体——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作为初次分配关系改革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点,提升农民群体的消费能力。

     福利社会:是不是中国的选择

        过于追求超前福利,容易陷入“高福利陷阱”,这就需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保制度。

        目前严重困扰欧元区各国的高额债务中,一部分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是欧洲长期维系高福利制度的社会保障开支,其在各国普遍占政府债务比重40%以上。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安全网。” 

        然而,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教训来看,盲目追求超前民生的福利保障制度,往往带来严重的社会负担,容易让社会陷入“民生陷阱”。

        据了解,希腊等国加入欧元区后,大幅提高了本国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在发展中,希腊、葡萄牙等国在工资、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靠拢,从2000年至2007年,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四国的工资上涨幅度分别为29.4%、27.8%、22.6%、26.8%,而同期德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微降了1.6%。高标准失业救济高福利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出去工作,而宁愿在家等待救助。

        在世界各地对欧债危机的反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片面追求高福利带来的“高福利陷阱”成为危机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中人们也渐渐意识到,超越民生发展的高福利,最终将使民生问题更加突出。“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解决方案启示意义很大。”《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兼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说。

        唐任伍认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看福利水平很低,尚处于民生“保障”和“改善”阶段,谈不上“高福利”。但是,前车之鉴不可掉以轻心,拉美发展中国家曾经以“福利赶超”模式获取人心,结果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既阻碍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民生问题也积重难返。

        唐任伍进一步指出:“其实,民生不等于福利。保障和改善民生未必要发展福利主义。盲目追求超前福利,则会‘欲速则不达’。要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借保障和改善民生之名,追求政绩工程,从而陷入高福利陷阱。”

        当前,应切实做到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继续发挥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与适度的政府干预,继续加强政府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责任。应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与监督。

        与此同时,在财税制度改革中,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要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

        “此外,还要加快财税制度改革,调节财产分布。”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要通过建立完善收入累进税制、开征财产税、研究在未来开征遗产税等手段,对高收入阶层收入及带来的财产差距扩大的状况适度调节,开启一条广阔的贫富流动之路。”(本报记者 李 慧  邱 玥)

     链接

        “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的社会结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舒缓贫富差距带来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中产阶层庞大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合理。要形成“橄榄型”社会就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哑铃型”社会:即两头大,中间细而长的社会。低收入人群与富人各有比重,但中间阶层较为薄弱。哑铃虽然是强身健体的好器械,但是由于中间过于细小,摔起来可能较易断裂,因此“哑铃型”社会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金字塔型”社会:是相对于橄榄型社会而言的,是一种穷人占绝大多数而富人占少数,同时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结构。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

        (李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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