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要重品质

    51.27%！这是我国居住人口城镇化的最新数据。

    国家统计局在今年年初公布：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47亿，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91亿，首次超过50%。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标志着中国步入了城镇人口大国时代。

    令人欣喜的进步背后，也有诸多不容忽视的隐患。在日前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化的反思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人口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专家表示，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当前亟须改革，治理“大城市病”，从而实现健康的城市化。

    “在新时代，城市化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如是说。

    1“注水”的城市化，如何挤掉水分？

    今年元旦过后，在重庆市主城区打工七八年的陆定梅，终于领到了崭新的户口卡，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她把父母从綦老家接到城里，全家人第一次在城里过了春节。

    在中国2亿多农民工群体中，陆定梅这样的幸运者毕竟只是少数。在中国社科智讯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看来，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在家乡有土地、房屋，在城市工作，但不能成为城市市民。久而久之，农民工成为一个特殊人群，一种固定身份。”翟振武总结说。

    2010年，国家公布的居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为49.68%，但如果剔除流动人口因素，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3.77%。翟振武据此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注水”的城市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半城市化”、“不完全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初期，流动人口的出现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人口大规模、长期流动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深远。

    在城市，企业主无法获得稳定且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在乡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越来越突出，“386199部队”应运而生。一年一度的春运，更是世界奇观。

    “非农业人口由于无法获得居住地户口，人口比例与城乡经济结构的比例脱节严重，城市化水平偏低，城市积聚效应难以发挥。”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夏海勇说。

    “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的城乡归属是问题的焦点，也成为判断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的关键。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城镇化发展战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强调。

    翟振武表示，比快速提高城市化率更重要的是夯实城市化的基础。让流动人口彻底融入城市，转变为真正的市民，挤掉城市化的水分，是当务之急。他建议，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要逐步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常住人口而不仅是户籍人口，实现公平待遇。

    2土地的城市化，还是人的城市化？

    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缓慢进程相比，土地的城市化可谓突飞猛进。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1990年至2008年，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杭州、重庆、成都等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了3倍以上，而且2003年以来的城市扩张明显呈现加速趋势。然而，城市的人口规模并没有同步增长，2008年全国城市建成区人口规模只是1990年时的1.11倍。大多数城市城区面积的扩张速度是人口扩张的1.5倍以上，有的甚至达到3倍左右。这表明，土地的城市化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市化。

    土地的城市化超过人口的城市化，背后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2011年最新的数据表明，当年全国土地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35%，这一比重在2009年时曾经达到最高的46%。

    土地的城市化超过人口的城市化，也造成了对土地资源的粗放利用。2008年，我国城市人均土地面积为134平方米，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平均82平方米的水平。

    “把城市化简单理解成土地城市化，是城市化‘大跃进’的典型特征。”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夏海勇直言，对城市化的追求超过现实需要，就失去了其本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化说到底是人的城市化，人的全面发展的城市化，而不是楼房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认为，走土地资源节约型城市化道路是当前的唯一选择。“要从以土地增量推动的城市化发展，向依靠结构调整、以利用土地存量为主的城市化转变。”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表示，实现健康的城市化，重点在于改善城市土地治理关系。一是优化土地治理主体架构，尽快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土地治理的权利；二是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能力和反应能力；三是改革财税制度，从内在机制上尽快消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样才能真正改善城市化的空间进程，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3 “大城市病”，怎样治理？

    “今天，你堵了吗？”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这已经成了人们常用的问候语。

    交通越来越堵、污染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多发……随着一批超级城市和大城市的涌现，“大城市病”正在显现出来。

    然而，“大城市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追求。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给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城市“十二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将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研究发现，城市化初期，小城镇曾是城市化进程中事实上的主体。但近10年来，小城镇吸引力明显降低，大城市吸引力明显增加。以北京为例，城市规划曾提出2020年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800万人，但2008年常住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800万人，整整提前了12年。

    首都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黄荣清称，从根本上说，推进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局面，消除城乡之间、地区间不平衡，“大城市病”的治理以及合理城市体系的配置，就能实现。“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几代人努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治理“大城市病”，其实是要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他表示，城市化进程中，应做到小城市与大都市圈协调共进。对于大都市圈，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要通过据点式城镇化，在中西部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中小城市。（本报记者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