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和文化(二则)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说话和呼吸不是一码事，说话要言之有物。这是庄子对写文章的基本认识。

    一个人说话，有见地有分量是最要紧的。打比方说，绕弯子说，有分寸着说或实话实说，是说的方式。站着说，坐着说，弯着腰说，对着喇叭说，比划着手势说，是说话时的姿态。在平房里说，在楼顶上说，潜在水里说，站在枝头说，在寺庙里说，在高堂上说，是说话人的位置。在文学的诸多因素里，方式和姿态是两个概念，位置和有见地有分量也不能混为一谈。位置绝对化了，叫立场。皇帝位极九五，一句话顶一万句，但他的朝代结束了，一万句话里让老百姓记住一两句的也没有几位。写《虞美人》的李煜，没把位置绝对化，但皇帝当得太过于二把刀，诗和词都软沓沓的，把自己写成了千古以降位置最高的“小资”。

    艺术手法是技巧，是写作方式，是跳高比赛里的背跃式、俯卧式、跨越式，但无论采用什么式，最后计入成绩的是跳出的高度。一个选手得了世界冠军，他跃杆的方式又新颖独特，人们便会争着模仿与研究。如果跳出的高度一般，跃杆的方式再怎么创新，都在自娱自乐范畴之内。还比如粉墨登场的戏剧演员，再怎么浓妆艳抹，再怎么水袖身段、台姿台步，赢得满堂彩的，还是嗓子里的活儿。

    我家门前是高新四路，向北穿行三百米，再过一个十字路口，是免费开放的丰庆公园。公园的核心是一个广场，每天早晨都有十几位老人在那里写书法大字。笔是大号毛笔，有小拖把那么粗壮，纸是地上铺着的方砖，一格连着一格。没有墨汁，每位老人的脚边放着一个塑料桶，桶里是清水。“书法家”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笔一画地写着行书或楷书。名字虽然叫广场，地方却有限，每人被局限在一小块范围里。一句唐诗七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第一个字已经风干了，字迹消隐，接着再从头来。如此循环往复，往复循环，一个早晨就结束了。

    这些老人在练书法，练身体，练精神劲儿。他们从事的工作用一个成语概括，叫“轻描淡写”。

    文学新时期三十年，让我们记住的小说家，我们也记着他们的小说；记住的诗人，也记着他们的诗。散文家似乎是个例外，我们可以叫出多位散文家的名字，但同时又能说出他们散文作品的却不多。那么多散文作家在“劳动”，但笔下的字迹风干得稍快了些。“辣手著文章”是一个老对联的下联，辣手不仅是手辣，还是眼辣、心辣，指的是有见地、有分量。

    写文章不能蘸着清水去写，要蘸墨汁，越浓越好。

    文 风

    古文为什么不太好读呢？

    一是世态变了，民风和文风在跟着演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包括说话措辞用句方式和以前出入较大。二是汉字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汉字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生命，是有寿数的，仍在使用的，就是健在的，有些不再使用了，如先秦诸子文章里的一些字和词。一个人去世了，要去派出所注销户口，不再使用了的那些字，就是那些注销了的户口。三是字词含义的变化。有些是往丰富里变，是含意增值，比如“说”、“道”这两个字，秦汉以前，仅指“学说”、“道元”一种方向，但今天的意思已很多元了。再比如“朝三暮四”，今天的意思无须说了，这个词的原意喻指改变习惯的不容易，典出庄子的《齐物论》：一个养猴人给猴子喂“芧”（一种干果），习惯是早晨喂4个，晚上喂3个，一天突然宣布，“曰：‘朝三而莫（暮）四。’众狙（猴）皆怒。曰：‘然朝四而莫（暮）三。’众狙皆悦”。朝三暮四故事里的那个“芧”字，今天也不再使用了。汉语里还有一些为特殊的人或事件“量身定制”的词，事过境迁之后，词义的价值也渐渐随之终止。远的不说，单例举近年的，比如“四人帮”、“知青”这一类术语，还包括前几年那个流行词“非典”。

    生活习惯导致的文风变化，有些是缓慢的，有些则是突兀的。电话发明以后，“尺牍”这种文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手机被广泛使用，“短信”这种新文体又蒸蒸日上。书写工具不仅仅是工具，它涉及着行文的方式和思路，由毛笔到自来水笔是一种全新的变，电脑的普及是更新的变。网络语言的恣肆汪洋和生动鲜明，是对呆板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一种全方位激活，它唤醒的是语言结构的一种革新趋势。

    书的单位名称，叫“册”、“卷”、“页”，文章叫“篇”，源于“书”和“文”的历史成因，是书和文章“小时候”起的名字。最初的文字是刻在龟甲、兽骨上面，后来发展到竹简上，一片片、一页页、一卷卷放在书案旁或驴背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以前读书人的自得和自勉。以前的书文字竖排，左右分行，是为了刻写和装束的方便。人的眼睛是左右装置，读书以上下分行文字横排为科学实用，但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后仍竖排印刷了一千多年，1950年以后，国家对汉文书籍、杂志做出横排的原则规定，但直到1956年9月，“中央一级杂志共有214种，其中横排的187种，占86%”，而且止于今天，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印刷物仍为竖排，可见读书习惯是多么的积习难改。

    民风的基础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式沉积而成的，但文风的基础不在民间，是“官样文章”推动而成的。一个时代的文风是奢华的还是朴素的，“归功”于政府的文件和文书。以前皇帝的诏书和政令多为短制，鸿文大论的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大臣们手写，并不能由秘书代笔。笔是毛笔，墨要砚磨，文言文的浓缩紧凑是有客观原因的。如果今天仍袭旧例，政府的公文规定由“大臣们”用毛笔手书，肯定不会那么冗长，那些虚话套话和场面话，“大臣们”自己就删掉了。以前官员水平的外在表现是写文件，如今世态变了，星移斗转，有废有兴，今天是念文件。

    唐代的古文运动，初衷并不在文学意义上，而是针对着当时公文的流行习气，主张去掉魏晋南北朝以来辞藻铺排的“骈文”腔调，倡行先秦两汉简朴的文风，“言必近真”、“不尚雕彩”、“文采不宜伤叙事”。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仍很有那么一点切中时弊的意思。

    设想一百年以后，后人会用什么样的眼珠子看我们今天的文件呢？

    (作者为著名散文家、《美文》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