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雅俗互动的叙述形态

    “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一种雅俗方式互动的叙述形态，是一种既注重文学性又决不轻慢强烈故事性的审美选择。”这是周政保在《历史与人的命运》一书中反复倡导的长篇小说的理想形态。

    在周政保的小说理念中，“故事性”与“文学性”是呈等级层次排列的架构。“故事性”直接关乎小说的“可读性”，因而“讲故事”的才能被他视为小说家最基础的才能。这一论断的现实针对性是具体而强烈的。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与接纳，淡化、轻慢乃至于鄙薄“讲故事”的才能竟成一时风尚。

    与“故事性”淡化一脉相连的是人物的弱化。曾被视为小说主干要素的人物性格塑造，也被时髦的理论冲击得七零八落。周政保努力唤起作者对长篇小说创作常识的尊重：“在长篇小说的叙述构成中，难道还有比展现多姿多彩的人物画廊更为重要的因素吗？还有比揭示众多而各呈特色的性格系列更为显著的‘长篇小说艺术’吗？”所以，他大张旗鼓地肯定“通俗小说”的这种“人事并重”的写法。

    周政保始终把小说看作是一种永远处在创造中的语言艺术。“人事并重”固然重要，但一部小说的终极性审美目的，却既不在故事的生动曲折，也不在人物的栩栩如生，而是在于或主要在于经由人物刻画抵达一种社会精神状态的传达，一种拥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生存境况的揭示，以此实现某种启迪，某种提醒，某种潜移默化的审美陶冶。他严厉批评了尾随所谓世界潮流的创作路数，反对书写空泛的“人类意识”与不着边际的“人性”观念。

    由“故事性”可以轻易地牵扯出长篇小说构造的繁简问题。追求“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长篇写作中容易出现的误区。周政保辩证地指出：“‘繁’的构造不一定造就小说的大容量或大气魄，而‘简’的构造也不一定就与大容量或大气魄无缘。实际上，那种相对的处于‘简’的状态的构架与脉络，恰恰可以为描写与表现（特别是表现）的深刻从容，提供一种舒展自由的艺术可能性。而‘繁’的构造，往往因了头绪的梳理或脉络的交代而花费大量笔墨，以至于可能劳累与耗散那种深长而精微的结构力量，甚至可能影响到描写与表现的艺术张力及‘湿润度’。”他批评了许多小说“情节紧张曲折”中的散漫驳杂，繁多情节头绪叙事的顾此失彼。不过，他不承认谁能给小说制定宪章般的规矩，“打破小说故事的整一性，不屑情节或人物关系中的主线因果导控模式，承认生存状态的无序（无序之有序，有序之无序）或历史发展或文化进程的难以捉摸，等等，在全世界的小说创作中比比皆是”，小说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周政保特别提醒作家们，变形、荒诞等叙事形态的目的，乃是为了传达某些特定的生活体验或某种难以言传的精神探索过程而已，“为变形而变形，或因变形而疏离了小说基本叙事形态的‘大谱’，就可能损害小说的整体思情寓意的最终实现”。

    在批评一部小说缺失时，周政保不时会按捺不住，出来告诉作者应该如何写，不应该如何写。如此“越俎代庖”，当然是需要有点底气的。例如作者在盛赞《尘埃落定》这一“富有精神原乡意味或人生原色气息的故事”时，高度评价为“这是一部可以走向世界的小说”；但同时又指出“某些叙述上的粗疏芜杂及大规模驾驭的顾此失彼，甚至是比较明显的败笔”。他遂以其与作家阿来共同秉持的“超越性”、“普遍性”的文学立场，指责阿来状写土司世界的崩溃，即“尘埃落定”的普遍寓意与诗意，“因了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而‘尘埃落定’，非但不吻合‘普遍的眼光’投射下的‘普遍的历史感，普通的人性指向’的审美企图，反而可能由特殊性折损普遍性的最终实现。”在寻常眼光看来波澜骤起而极富可读性的章节，他却直言应予删汰，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金圣叹假托古本“腰斩”《水浒》之举。

    那么，如果问周政保为长篇小说谋划的“第三条道路”可行吗？答案却是令人沮丧的。由于身体原因，这位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论家，新世纪之初便逐渐淡出了文坛（书中所收评论截止于2002年），读者已经无法听到他与时俱进的声音了。同仁每言及此，皆憾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