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精神联接

    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其对新文艺运动经验的扼要总结，文艺基本原理的精到阐发，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全面论述，直接主导了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长期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事业的演进。可以说，从解放前的孕育与蓄势，到解放后的起步与发展，中国当代文艺的走向与脉络、实践与成果、经验与教训，都与《讲话》息息相关。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深刻分析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与政策措施。认真学习和领会《决定》，在得到理论滋养、精神指引与思想启迪的同时，也会从中读到《决定》对于《讲话》在理论上、精神上的诸多继承与发展。可以说，时隔近70年的这两篇重要文献，在基本理念上同气连枝，在精神内涵上一脉相承。它们俨然构成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联接。

    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巨大能量

    文艺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化的地位，是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文艺的基本前提。

    《讲话》主要论述文艺的问题，但在《讲话》的引言部分，毛泽东首先就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革命文化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重要肯定。他指出：“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面对当时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坚定地把“文化战线”提到与“军事战线”同等重要的地位，高度肯定文化在革命事业中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能量。回到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来看，毛泽东的“两个战线”、“两支军队”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把文化提高到全党与全局的战略性高度的英明论断。

    《决定》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文化改革与发展所作的战略决策和重要部署，立足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作用的高度认识，并且升华到新的时代高度。《决定》首先对文化作了“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的总定位，随后用四个“越来越成为”的强调语式，全面阐述了文化的综合功能：“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涉及民族凝聚力与精神创造力，综合国力和生产力。文化的繁荣发展由此被界定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这种对于文化建设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党在意识形态与理论建设上的继往开来和与时俱进，以及在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上的不断刷新。

    从《讲话》把“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相并列，到《决定》把文化建设作为兴国强国的重要战略，这些前瞻性的认识与划时代的举措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自己的终极理想与历史使命的进程中，不断显现出的精神的高度自立与文化的高度自觉。

    坚守核心价值，尊重创作规律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如何遵循文艺的客观规律来领导革命事业中的文艺工作，是个全新的问题。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如何以文艺的方式来实现政治上的要求与履行历史的使命，也是个绝大的难题。可以说，党和文艺工作者面临的这样两个问题，是由《讲话》时期予以提出和初步尝试，由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予以基本解决，到《决定》完全趋于成熟。这样的过程，之所以显得比较漫长，因为这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讲话》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的与辩证的哲学底蕴，把党对文艺的政治要求与文艺自身的特性紧密结合。比如，在当时坚持抗战的具体形势下，毛泽东要求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当时，动员一切力量，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坚决抗战，争取胜利，是党的首要的战斗目标和工作任务。但谈到文艺如何履行使命和进行服务时，毛泽东又高度尊重文艺的根本特性，要求文艺创作要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且主张“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的自由竞争”。这里涉及到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式，以及艺术的自由竞争等问题，都切近着创作的特殊个性。实践证明，这些基本观点，因为切合文艺的规律，在当时起到了指导与引领作用。

    《决定》特别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同时，又特别指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这种坚守核心价值观念坚定不移，把握文艺特性也始终不渝，并使二者彼此兼顾，有机融合的倡导，做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桴鼓相应，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相得益彰。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内含于文艺的生产与传播全过程的重要因素。如何在政策层面作出遵循文艺客观规律的决策，如何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政治的要求内化于艺术的创作，《讲话》作了开创性的尝试，而《决定》汲取几十年的经验与教训，又作了体系性的阐发与突破性的运用。这是党如何领导文艺和文艺家们如何履行使命的双向进取和共同胜利。

    从“人”出发指导文艺创作

    文艺创作看起来是文艺家的个体劳动，但并非只是属于文艺家个人的事。文艺创作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写给谁，到谁在看，所涉及的系列问题，都使它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独特精神劳动。因此，在社会的总格局与党的总任务的框架之下，如何指导文艺创作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讲话》和《决定》，正是以高瞻远瞩的观察和秉要执本的论述，对这些问题给予了科学的阐释。

    《讲话》紧紧抓住文艺“为什么人”与“怎么为”的问题，结合当时中国革命与社会的具体实际，明确指出以服务于“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四种人为主的“最广大的人民”，是革命文艺的根本目的与基本使命。毛泽东抓住“人民大众”这个根本的对象，使文艺家和文艺创作从立足到视点，从起步到落脚，都置身于人民中间，脚踏于生活的大地，使文艺创作从创作追求到创作成果，都既有人民性的属性与大众化的依托，也有了艺术上的尺度与美学上的标准。

    《决定》在文化发展战略论述中谈到文艺创作要求时，特别倡导“创作生产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并把它作为“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谈到“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时，要求立足于“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文艺的本原基石，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正确创作方向的核心，并以此为准绳，要求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创造活动之中，在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

    创作要从人民出发，作品要回到人民，《决定》与《讲话》的基本精神一脉相通，“以人民为主”的主轴与主线，使得文艺家在创作思想上更有明确的方向，在具体创作中更有遵循的准则。

    通过对于《讲话》论述的重读，对于《决定》精神的温习，以及把二者联系起来比照着学习和领会，就能发现，时隔近70年的这两个重要文献，许多内容都有着紧密的衔接，许多观点都有着重要的承继。而且因为都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都基于“以人为本”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理念，来观察古今文化现象，探究新的文艺问题，许多论述都切中肯綮。因此，《讲话》的主要观点至今超尘拔俗、历久弥新，《决定》的基本精神更是高屋建瓴、博大精深。而这两个被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证明是经验之谈的光辉文献，其丰赡的内涵与深厚的意蕴，远远超出文化与文艺的思想指引的范畴，而还具有着更为广泛而深远的理论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